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一反明人空疏之习，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想达到他们所谓“实事求是”的目的。依我们今日看来，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因为他们若把精力用到别个方向去，成就断不止此。但这是为时代性所限，我们也不能太过责备。至于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万不可以看轻他。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确有一部分把我们所应该的已经做去，或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我们不能不感谢。今将他们所表现的总成绩，略分门类择要叙述，且评论其价值。我个人对于继续整理的意见，也顺带发表一二。

一　经学

自顾亭林高标“经学即理学”之徽帜，以与空谈性命之陋儒抗，于是二百年来学者家家谈经，著作汗牛充栋。阮氏《皇清经解》、王氏《皇清经解续编》所收作者凡百五十七家，为书都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七百二十七卷。亦云盛矣，而未收及续出者尚不在其列。几部古经，是否值得费那么大工夫去研究，另为一问题。他们费这些工夫，到底把这几部古经研究清楚没有，以下请逐部说明。

甲）《易经》：《易经》是一部最带神秘性的书。孔子自称“假年以学”，相传还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得这书自古已称难懂了。汉代今文博士有施、孟、梁邱三家，又有费氏的古文，又有京、焦的别派。自王弼注出，盛行江左，唐人据此以作正义，自是汉《易》诸家俱废。今官书之《十三经注疏》，所宗者，弼学也。而五代、北宋间，道士陈抟始以道教中丹鼎之术附会《易》文，展转传至邵康节、周濂溪，于是有《先天》《太极》诸图，《易》益棼乱不可理。程伊川作《易传》，少谈天道，多言人事，稍称絜净。朱晦庵又综合周、邵、程之说作《易本义》，为明清两朝功令所宗，盖自王、韩康伯以后，《易》学与老庄之道家言混合；自周、邵以后，《易》学与后世矫诬之道教混合。清以前《易》学之重要流别变迁，大略如此。

清代《易》学第一期工作，专在革周、邵派的命，黄梨洲的《易学象数论》首放一矢。其弟黄晦木宗炎著《图书辨惑》，把濂溪《太极图说》的娘家——即陈抟自称从累代道士传来的《无极图》——找出来了。同时，毛西河有《河图洛书原舛》，大致与二黄之说相发明。其后胡朏明著《易图明辨》，引证详博，把所有一切怪诞的图——什么无极太极，什么先天后天，什么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什么六十四卦的圆圈方位，一概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千年蒙罩住《易经》的云雾算是开光了，这不能不说是清初学者的功劳。

他们对于周邵派的破坏算是成功了。建设的工作怎么样进行呢？论理，他们专重注疏，自应归到王韩一派，但王注援老庄以谈名理，非他们所喜。而且“辅嗣《易》行无汉学”，前人已经说过，尤为汉学先生们所痛恨。所以他们要另辟一条新路来。

清儒说《易》之书收入《皇清经解》者，最先的为毛西河之《仲氏易》。但这部书专凭个人臆见，学无渊源，后来学者并不重视他，所以影响也甚小。可以代表清儒《易》学者不过三家，曰惠定宇，曰张皋文，曰焦里堂。

惠定宇所著书，曰《周易述》二十一卷，《易汉学》七卷，《易例》二卷。其《九经古义》中关于《易》者亦不少。定宇的见解是，愈古愈好，凡汉人的话都对，凡汉以后人的话都不对。然则汉人的《易》说一部无存，怎么办呢？幸而有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内中征引许多汉儒各家遗说。定宇把他们都搜集起来，爬梳整理一番，用的劳力真不小。我们读这几部书，才知道汉人《易》学的内容如何。这便是惠氏在学界一大成绩，然成绩亦止于此而已。若说他已经把这部《易经》弄通了，我们绝对不敢附和。为什么呢？因为汉儒说《易》是否合于《易》旨，我们先已根本怀疑。汉儒讲的什么“互体”，什么“卦变”，什么“半象”“两象”，什么“纳甲”“纳音”“爻辰”，什么“卦气六日七分”，依我们看来，都是当时燕齐方士矫诬之说，和陈、邵《太极》《先天》等图没有什么分别。王辅嗣把他们廓清辞辟，一点都不冤枉。定宇辈因为出自汉人，便认作宝贝，不过盲从罢了。而且定宇还有一个大毛病，是不知家法。同为汉儒，而传受渊源不同，彼此矛盾的地方便不少。定宇统而名之曰“汉学”，好像汉人只有此学，又好像汉人个个都是此学，这便大错了。定宇说的不过东汉末年郑康成、荀慈明、虞仲翔等几个人之学，顶多可以代表一两派，而且各人所代表的派也不能相通。惠氏凡汉皆好的主张，只怕汉儒里头先自打起架来，他已无法和解了。

张皋文所著书，主要的是《周易虞氏义》九卷，还有《虞氏易礼》《易言》《易事》《易候》，及《荀氏九家义》《易义别录》等。皋文凭借定宇的基业，继长增高，自然成绩要好些。他的长处在家法明瞭，把虞仲翔一家学问，发挥尽致，别家作为附庸，分别搜择，不相杂厕。我们读这几部书，可以知道汉《易》中最主要的部分——《虞氏易》有怎样的内容，这是皋文的功劳。若问皋文的《易》学是否真《易》学，便要先问仲翔的《易》学是否真《易》学。可惜这句话我是回答不出来的。

焦里堂所著书，有《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统名《雕菰楼易学三书》。阮芸台说他：“石破天惊，处处从实测而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王伯申说他：“凿破混沌，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阮、王都是一代大儒，不轻许可，对于这几部书佩服到如此，他的价值可推见了。里堂之学，不能叫作汉学，因为他并不依附汉人。不唯不依附，而且对于汉人所纠缠不休的什么“飞伏”“卦气”“爻辰”“纳甲”之类一一辨斥，和黄、胡诸人辨斥陈、邵《易》图同一摧陷廓清之功。里堂精于算理，又精于声音训诂，他靠这种学问做帮助，而从本经中贯穴钩稽，生出妙解。王伯申说：“要其法，则比例二字尽之。所谓比例者，固不在他书而在本书也。”里堂这几部书，是否算得《易经》真解，虽不敢说，但他确能脱出二千年传注重围，表现他极大的创作力。他的创作却又非凭空臆断，确是用考证家客观研究的方法得来，所以可贵。他发明几个重要原则，曰旁通，曰相错，曰时行，曰当位、失道，曰比例，都是从《彖》《象》《系辞》所说中推勘出来。我细绎里堂所说明，我相信孔子治《易》确曾用这种方法。我对于里堂有些不满的，是嫌他太骛于旁象而忽略本象。“旁通”“相错”等是各卦各爻相互变化孳衍出来的义理，是第二步义理；本卦本爻各自有其义理，是第一步义理。显堂专讲第二步，把第一步几乎完全抛弃，未免喧宾夺主了。

此外说《易》之书，虽然还有许多，依我看，没有什么价值，一概不论了。专就这三家看来，成绩还不算坏。《易经》本是最难懂的一部书，我们能否有方法彻底懂它，很是问题。若问比较上可靠的方法吗？我想，焦里堂带我们走的路像是不错。我们应用他以本书解本书法，把他所阙略的那部书——即本卦本爻之意义，重新钩稽一番，发现出几种原因来驾驭他，或者全部可以彻底真懂也未可知。这便是我对于整理《易经》的希望及其唯一方法了。

乙）《尚书》：《尚书》是一部最啰唣——问题最多的书。相传本有三千余篇，孔子删成百篇，已算得骇人听闻的神话了。所谓百篇者，在汉初已有人见过，只传得二十八篇，却是有百篇的序文见于《史记》。不久又有什么河内女子得着一篇《泰誓》，变成二十九篇。那篇《泰誓》是真是假，当时已成问题，然而不管真假，它只是昙花一现，忽然又隐身不见了。二十八篇或二十九篇，正立于学官，人人诵习了二百年。到西汉末，忽然有所谓《古文尚书》者出，说是孔安国家藏，献入中秘，比原来的《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来。因此惹起今古文之争，学界生出绝大波澜。西汉末的《古文尚书》是否靠得住，已成千古疑案。到东汉末，这新出的十六篇又隐身不见了。经一百多年，到东晋之初，忽然又说《古文尚书》复活转来，却是由十六篇变成二十五篇，还带着一部孔安国的注！离奇怪诞，莫此为甚了。今文的二十八篇，到最近还有人对于它发生真假问题，这是后起之义，姑且不说。至所谓《古文尚书》者，伪中出伪，至再至三，说起来便令人头眩！内中夹着一个《书序》真假问题，越发麻烦极了。自唐人撰诸经《正义》，采用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自是这部书著为功令、立于学官者一千多年。直到清初，然后这种啰唣问题才解决十之八九了。

清初学者对于《尚书》第一件功劳，在把东晋《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宣告死刑。这件案最初的告发人，是宋朝的朱子，其后元吴澄、明梅等继续控诉。到清初，黄梨洲当原告律师，做了一部《授书随笔》给阎百诗，百诗便自己充当裁判官，著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宣告那部书的死刑。还有一位姚立方际恒可以算做原告律师，他做一部《尚书通论》，关于这问题搜出许多证据，其书似已失传，但一部分已被阎氏采入《疏证》了。同时被告律师毛西河不服判决，做了一部《古文尚书冤词》提起上诉。再审的裁判官便是惠定宇，著了一部《古文尚书考》，把被告的罪名越发弄确实了。还有两位原告律师：一是程绵庄廷祚做一部《晚书订疑》；一是段茂堂做一部《古文尚书撰异》，把毛律师强辩的话驳得落花流水，于是这件案总算定谳了。到光绪末年有一位洪右臣良品想再替被告上诉，却是“时效”已过，没有人受理了。这件案的决定，算是清儒在学术史上极有价值的事业。

假的部分剔出了，真的部分如何整理呢？《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本属春秋以前的语体文，佶屈聱牙，最称难读。自《伪孔传》通行之后，汉儒传注一概亡佚，更没有一部完书可为凭借。怎么办呢？乾隆中叶的学者，费了不少的劳力，著成三部书：一是江艮庭声的《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一是王西庄鸣盛的《尚书后案》三十卷；一是孙渊如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他们三位是各不相谋的同时分途去著自己的书，他们所用的方法也大致相同，都是拿《史记》《尚书大传》当底本，再把唐以前各种子书及笺注类的书，以至《太平御览》以前之各种类书，凡有征引汉儒解释《尚书》之文慢慢搜集起来，分缀每篇每句之下，成为一部汉儒的新注。三部书里头江艮庭的比较最坏。艮庭是惠定宇嫡派，一味的好古，没有什么别择剪裁。王西庄搜罗极博，但于今古文学说分不清楚，好为调和，转成矛盾，是其短处。孙渊如算是三家之冠了。他的体例，是“自为注而自疏之”。注文简括明显，疏文才加详，疏出注文来历，加以引申，就组织上论，已经壁垒森严。他又注意今古文学说之不同，虽他的别择比不上后来陈朴园的精审，但已知两派不可强同，各还其是，不勉强牵合，留待读者判断从违。这是渊如极精慎的地方，所以优于两家。

江、孙、王三家都是绝对的墨守汉学，非汉儒之说一字不录。他们著书的义例如此，本也甚好，但汉儒所说一定就对吗？怕未必然。《伪孔传》虽伪，但都是采录魏晋人旧说而成，安见所解没有过于汉人处？宋儒经说，独到之处甚多，时亦可以补汉人之阙失。乾嘉间学者对于他们一概排斥，也未免堕门户之见。光绪末年简竹居朝亮补救这种缺点，著一部《尚书集注述疏》，也仿渊如例，自注自疏，唯汉宋兼采，旁及《伪孔》。这书成于江、孙、王之后，自然收功较易。他的内容也稍嫌过繁，但采择汉宋各家说很有别裁，不失为一良著。

汉代今古文之争，本由《尚书》而起。东晋伪古文不必论矣，即所谓西汉真古文者来历已很不分明。嘉道以降，今文学兴，魏默深著《书古微》，提出《古文尚书》根本曾否存在之问题，是为阎百诗以后第二重公案，至今未决互见辨伪书条。

西汉晚出古文，真伪且勿论，其学说传于东汉而为马融、郑玄所宗述，则甚明也。其与西汉今文博士说牴牾殊多，又甚明也。江、孙、王之书，以辑采马、郑注为中坚，只能代表古文说，不能代表今文说郑君虽云兼通今古，择善而从，但仍祖古文为多。道咸间，陈朴园乔枞著《今文尚书说经考》三十三卷，《欧阳夏侯遗说考》一卷，很费些劳力才搜集得来，我们从此可以知《尚书》最古的解释了。

《尚书》里头的单篇，最复杂的是《禹贡》。胡朏明著《禹贡锥指》十卷，是为清代研究古地理之首，虽其书许多疏舛经后人补正，最著者成芙卿蓉镜《禹贡班义述》，丁俭卿晏《禹贡锥指刊误》等，其余单篇及笔记中，此类著作甚多。然创始之劳，应该纪念的。

《尚书大传》为汉初首传《尚书》之伏生所著，而郑康成为之注。这书在《尚书》学里头位置之重要自不待言，但原书在宋时已残缺不完，明时全部亡佚了。清儒先后搜辑的数家，最后陈左海寿祺的《尚书大传辑校》最称完善，而皮鹿门锡瑞继著《尚书大传疏证》，更补其阙失而续有发明，也算《尚书》学中一附带的成功了互见辑佚书条。

《书序》问题，亦至今未决。别于辨伪书条叙其经过，此不述。

总括起来，清儒之于“尚书学”，成绩总算不坏。头一件功劳，是把东晋伪古文打倒了，拨开无限云雾。剩下真的二十八篇，也经许多人费很大的劳力，解释明白了十之六七。我稍为不满意的，是他们有时拘守汉儒说太过；例如“粤若稽古”，郑注训“稽古”为“同天”，甚可笑，但以出于郑而强从之。关于校勘文字，时或缺乏判断的勇气；例如“在治忽”之或作“七始咏”，或作“来始滑”；“心腹肾肠”之或作“优贤扬”。诸家往往好为穿凿曲护，致晦真意。关于研究制度，好引异代之书强为比附。例如释“六宗”，附会《月令》之明堂，或《周官》大宗伯之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这类都是多数清儒公共的毛病。后有治此经者，专从训诂上平实解释，不要穿凿，不要贪多，制度有疑则阙之。能泐成一部简明的注，或者这部书有人人能读的一天了。

丙）《诗经》：《诗经》和《尚书》相反，算是问题最少的书。三百篇本文，几乎绝无疑议之余地。其最为聚讼之鹄者，唯一《毛诗序》。《诗序》问题，别详辨伪书条下，现在暂且少讲。但略讲清朝以前诗学变迁形势。西汉十四博士，《诗经》唯鲁、齐、韩三家。毛氏则哀平间晚出古文，来历颇不分明。自郑康成依毛作笺，此后郑学孤行，而三家俱废。六朝经学，南北分派，唯《诗》则同宗毛、郑无异辞。唐初正义因之，郑学益成统一之局。唯自唐中叶以后，异论寖生，其发难大率由《诗序》，驯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四库提要》语，猖披极矣。朱晦翁亦因不满于《诗序》而自作《集传》。元、明以还，朱传立于学官，而毛、郑亦几废。清儒则乘此反动，以光复毛、郑之学为职志也。

清儒在《诗》学上最大的功劳，在解释训诂名物。康熙间，有陈长发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有朱长孺鹤龄的《毛诗通义》，当时称为名著。由今观之，乾隆间经学全盛，而专治诗者无人，戴东原辈虽草创体例，而没有完书。到嘉道间，才先后出现三部名著：一、胡墨庄承珙的《毛诗后笺》；二、马元伯瑞辰的《毛诗传通释》；三、陈硕甫奂的《诗毛氏传疏》。胡、马皆毛、郑并释，陈则专于毛；胡、马皆有新解方标专条，无者阙焉，陈氏则纯为义疏体，逐字逐句训释。三书比较，胡、马贵宏博而陈尚谨严，论者多以陈称最。陈所以专毛废郑者，以郑固笺毛，而时复破毛，严格绳之，亦可谓为“不守师法”；又郑本最长于礼，恒喜引礼解《诗》，转生。孔冲远并疏毛、郑，疏家例不破注，故遇有毛、郑冲突之处，便成了“两姑之间难为妇”，勉强牵合打完场，那疏便不成片段了。硕甫专宗其一，也可以说他取巧。但毛传之于训诂名物，本极矜慎精审，可为万世注家法程。硕甫以极谨严的态度演绎他，而又常能广采旁征以证成其义，极洁净而极通贯，真可称疏家模范了。

名物训诂之外，最引人注意的便是作诗的本事和本意。讲到这一点，自然牵连到《诗序》的问题了。清学正统派，打着“尊汉”，“好古”的旗号，所以多数著名学者，大率群守毛序。然而举叛旗的人也不少，最凶的便是姚立方，著有《诗经通论》，次则崔东壁述著有《读风偶识》，次则方鸿濛玉润著有《诗经原始》，这三部书并不为清代学者所重，近来才渐渐有人鼓吹起来。据我们看，《诗序》问题早晚总须出于革命的解决。这三部书的价值，只怕会一天比一天涨高吧？《诗经通论》我未得见，仅从《诗经原始》上看见片段的征引，可谓精悍无伦。《读风偶识》谨严肃穆，纯是东壁一派学风。《诗经原始》稍带帖括气，训诂名物方面殊多疏舛，但论诗旨却有独到处。

今文学复活，古文的《毛氏诗》，当然也在排斥之列。最初做这项工作者，则为魏默深之《诗古微》。《诗古微》不特反对《毛序》，而且根本反对《毛传》，说全是伪作。我以为序和传要分别论。序呢，无疑是东汉人妄作，传呢，我并不敢说一定出自“子夏所传”《汉书·儒林传》述毛氏语，也许是西汉末年人造出来，但他对于训诂名物解释得的确好，虽以我向来崇尚今文的人也不敢鄙薄他。老实说，我是厌恶《毛序》而喜欢《毛传》的，因为年代隔远的人作序，瞎说某篇某篇诗的本事本意万不会对的，这种作品当然可憎。至于训释文句，何必问他子夏不子夏，毛公不毛公？我们现在悉心研索还可以做一部好极的来哩！所以我对于攻击《毛传》，认为不必，但默深这部书，偏激的地方不少，但亦有许多崭新的见解，可以供将来“新诗学”之参考。

齐、鲁、韩三家学说，汉以后便亡了。宋王应麟有《三家诗考》一卷，是为搜辑之始。到清嘉道以后，继起渐多。冯柳东登府有《三家诗异文疏证》九卷，有《三家诗异义遗说》二十卷，陈左海有《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其子朴园有《四家诗异文考》五卷、《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严铁桥可均有《辑韩诗》二十一卷，这都是兴灭继绝，不无微劳的了。

总括起来，清儒的《诗》学，训诂名物方面，我认为成绩很优良；诗旨方面，却不能满意，因为受《毛序》束缚太过了。但研究诗旨，却不能有何种特别的进步的方法，大约索性不去研究倒好。戴东原说：“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必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难以臆见定也。”《诗补传自序》我想，往后研究《诗经》的人，只好以东原这话自甘。那么，清儒所做工作，已经给我们不少的便利了。

丁）三《礼》：三《礼》依普通的次序，是一《周礼》，二《仪礼》，三《礼记》，有时加上《大戴礼》，亦叫作“四礼”。这几部书的时代真伪，都很有问题，留着在辨伪书条下再讨论，今且不说。三《礼》都是郑康成作的注。在康成毕生著述中，也可说是以这三部注为最。所以“三礼学”和“郑学”，几成为不可分的名词。虽然，自古说“议礼之家纷如聚讼”。自孔门诸子，已经有许多交锋争辩，秦汉以后更不必说了，一部《白虎通义》便是汉儒聚讼的小影，一部《五经异义》，是郑康成和许慎对垒，一部《圣证论》，是王肃和郑康成对垒。这种笔战，我们一看下去便头痛。六朝、隋、唐的争也不少。昔战国诸子诋斥儒家，大都以“穷年不能究其礼”为口实，何况在千余年异论更多之后？所以宋学兴起，把这些繁言缛语摆脱不谈，实是当然的反动。中间虽经朱子晚年刻意提倡，但他自己既没有成书，门生所做又不对，提倡只成一句空话。宋、元、明三朝，可以说是三《礼》学完全衰熄的时代了。

这门学问是否有研究的价值，俟下文再说。现在且说清朝“礼学”复兴的渊源。自黄梨洲、顾亭林惩晚明空疏之弊，提倡读古书，读古书自然触处都感觉礼制之难懂了。他们两位虽没有关于礼学的专门著作，但亭林见张稷若治礼便赞叹不置，他的外甥徐健庵便著有《读礼通考》。梨洲大弟子万充宗、季野兄弟经学的著述，关于训诂方面的甚少，而关于礼制方面的最多，礼学盖萌芽于此时了。其后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惠氏父子著《禘说》《明堂大道录》等书，对于某项的礼制，专门考索。戴学出江慎修，慎修著《礼书纲目》，对于礼制为通贯的研究。而东原所欲著之《七经小记》中，礼学篇虽未成，而散篇见于文集者不少。其并时皖儒如程易畴、金檠斋、凌次仲辈，皆笃嗜名物数制之学。而绩溪、泾县两胡竹村、景庄以疏礼名其家，皆江、戴之遗风也。自兹以往，流风广播，作者间出，而最后则孙仲容、黄儆季称最善云。

今先分经举其最有名之著述，而关于贯通的研究次于后。

1）《周礼》：清儒礼学虽甚昌，然专治《周礼》的人很少。两经解所收，如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沈彤《周官禄田考》，段玉裁《周礼汉读书》，庄存与《周官记》《周官说》，徐养原《周官故书考》，王聘珍《周礼学》，不过寥寥数部，又皆属于局部的研究，未有贯穴全书者。唯一的《周礼》专家就是孙仲容诒让。他费二十年工夫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其价值留待下文论新疏条下另行批评。

《考工记》本另为一部书，后人附入《周礼》。清儒对于这部书很有几种精深的著作。最著者为戴东原之《考工记图注》阮芸台之《考工记车制图考》，乃其少作，亦精核。次则王宗涑之《考工记考辨》。

2）《仪礼》：清儒最初治《仪礼》者为张稷若尔岐，著《仪礼郑注句读》，顾亭林所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也。乾嘉间则有凌次仲廷堪的《礼经释例》十三卷，将全部《仪礼》拆散了重新比较整理贯通一番，发现出若干原则。凡通例四十，饮食之例五十有六，宾客之例十有八，射例二十，变例（即丧例）二十有一，祭例三十，器服之例四十，杂例二十有一。其方法最为科学的，实经学界一大创作也。次则有张皋文惠言的《仪礼图》，先为宫室衣服之图；宫室七，衣服十二。次则十七篇，每篇各为之图；士冠十，士昏十二，士相见一，乡饮酒九，乡射十三，燕十七，大射十二，聘三十，公食大夫十二，觐八，丧服三十九，既夕十一，士虞六，特牲馈食十七，少牢馈食八，有司彻十八。其不能为图者则代以表凡六篇，每图每表皆缀以极简单之说明。用图表方法说经，亦可谓一大创作。宋人有《三礼图》等书，仅图器物，且多臆揣，不能援以为比。道、咸间，则有邵位西懿辰《礼经通论》，专明此经传授源流，斥古文逸礼之伪。有这三部书振裘挈领，把极难读的《仪礼》变成人人可读，真算得劳苦功高了。其集大成者则有道光间胡竹村培翚之《仪礼正义》，为极佳新疏之一，当于新疏条下别论之。与竹村同时合作者有胡墨庄胡承洪之《仪礼今古文疏义》，但主于辨正文字，非为全书作新疏也，勿混视。

3）《礼记》：清儒于《礼记》，局部解释之小书单篇不少，但全部笺注，尚未有人从事。其可述者，仅杭大宗世骏之《续礼记集说》。其书仿卫湜例，为录前人说，自己不下一字。所录自宋元人迄于清初，别择颇精审，遗佚之说多赖以存。例如姚立方的《礼记通论》，我们恐怕没有法子再得见，幸而要点都采撷在这书里头，才能知道立方的奇论和特识，这便是杭书的功德。次则郭筠仙嵩焘的《礼记质疑》，对于郑注所匡正不少。将来有著《礼记》新疏的人，这两部书总算最好的资料了。朱彬的《礼记训纂》未见，不敢批评。

《礼记》单篇别行之解释，有皮鹿门锡瑞之《王制笺》，康长素有为之《礼运注》，刘古愚光蕡之《学记臆解》，各有所新发明。

4）《大戴礼》：《大戴礼》旧唯北周卢辩一注，疏略殊甚，且文字讹脱亦不少。乾嘉间戴东原、卢抱经从事校勘，其书始稍稍可读。阮芸台欲重注之，未成，而孔巽轩广森著《大戴礼记补注》，汪少山照著《大戴礼记补注》，二君盖不相谋，而其书各有短长，汪似尤胜也。孔书刻于乾隆五十九年，有自序及阮元序。汪书年代无考，然有王昶序自称同学弟，则汪年辈或稍先于孔也。

《大戴礼》单篇别行之解释，则有黄相圃模之《夏小正分笺》《夏小正异义》。

书中《曾子立事》等十篇，清儒以为即《汉书·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中之遗文，阮芸台元把他抽出单行，为《曾子注释》四卷。

5）礼总：礼学家往往不专一经，因这门学问的性质本贯通群经也。通贯群经的礼学著作，有几部书应该论列者。最初的一部徐健庵乾学的《读礼通考》，百二十卷，这部书是健庵居丧时编的，为言丧礼最详备之书，虽题健庵著，其实全出万季野，所以甚好。健庵为亭林之甥也，有相当的学问，礼学尤其所好。观《憺园集》论礼制诸篇可知。中间的一部是秦味经蕙田的《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这书为续补《读礼通考》而作，我很疑心有一大部分也出万季野手，但未得确证，不敢断言看第八讲论万季野著述。曾涤生大佩服此书，说他“体大物博，历代典章具在；三礼之外，得此而四”。俞荫甫则说他“按而不断，无所折衷，可谓礼学之渊薮，而未足为治礼者之艺极”俱见《礼书通故》俞序。此书之短长，这两段话尽之了。此书成于众手，非味经自著。分纂的人确实可考者有戴东原、王兰泉，也许钱竹汀、王西庄都在里头，其余二三等学者当更不少。所以全书各篇价值不同，有很好的，有较次的，不如《读礼通考》之画一谨严。依我看，这书是一部很好的类书，价值在《文献通考》上。专指礼制一部分言，《文献通考》范围比它更广，所无的门类，自无从比较。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国礼制史的长编。“按而不断，无所折衷”，固然是它的毛病，但我总觉得“折衷”这句话是空的，自己以为折衷，别人看来不过多一重聚讼的公案。汉代的石渠奏议、白虎观讨论，何尝不是想折衷？况且在场的人都是第一流学者了，你看算不算空论？所以按而不断，或者也是此书的最好处理。最后的一部是黄儆季以周的《礼书通故》一百卷。儆季为薇香式三之子，传其家学，博而能精；又成书最晚草创于咸丰庚申，告成于光绪戊寅，先辈所搜辑所考证，供给它以较丰富的资料。所以这部书可谓为集清代礼学之大成。他对于每项礼制都博征古说而下以判断，正和《五礼通考》的性质相反，他的判断总算极矜慎极通明，但能否件件都算为定论，我却不敢说了。

以上三种，是卷帙最浩博、材料最丰富的。此外，礼学重要著作，在初期则有惠天牧士奇的《礼说》，江慎修永的《礼书纲目》，算是这门学问中筚路蓝缕的书。《礼书纲目》的体例，为后来秦、黄两家所本，虽后起者胜，而前人之功万不容没。在中叶则任幼植大椿、程易畴瑶田、金辅之榜、凌次仲廷堪都有精到的著作，檠斋的《礼笺》，易畴的《通艺录》最好，他们纯粹是戴东原一派的学风，专做窄而深的研究，所选的题目或者是很小的，但在这个题目的范围内，务把资料搜齐。类书式的案而不断，他们是不肯的，但判断总下得极审慎。所以他们所著虽多属小篇，但大率都极精锐。《东原集》中考证礼制之文有十几篇，正是如此。又焦里堂之《群经宫室图》，虽标题“群经”，而所重在三礼，考证宫室最通赡之书也。此外则孔巽轩的《礼学卮言》，武虚谷亿的《三礼义证》，金城斋鹗《求古录礼说》，凌晓楼曙的《礼说》，陈朴园的《礼说》，性质大略相同，都各有独到处。又如凌晓楼之《公羊礼疏》，侯君模之《谷梁礼证》等，虽择他经，然专明彼中礼制一部分，亦礼学之流别也。其余各家文集笔记论礼精核之专篇极多，不能具录。

试总评清代礼学之成绩，就专经解释的著作论，《仪礼》算是最大的成功。凌、张、胡、邵四部大著，各走各的路，各做到登峰造极，合起来又能互相为用，这部经总算被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尽了。《周礼》一向很寂寞，最后有孙仲容一部名著，忽然光芒万丈。剩下的就是《礼记》，我们很不满意。《大戴礼》本来是残缺的书，有好几位学者替他捧场，也还罢了。

就通贯研究的著作论，有徐、秦、黄三部大著，分量总算很重；其余碎金式的零册数篇，好的也不少。用从前经学家的眼光看，成绩不能不算十分优良了。但这门学问到底能否成立，我们不能不根本怀疑。头一件，所根据的几部经，先自有无数问题。《周礼》之难信不必说了，《仪礼》成立的时代，也未有定论，《礼记》则各篇之真伪及时代，亦纠纷难理。万一所凭借的资料或全部或一部分是假的，那么，所研究的岂非全部或一部分落空？第二件，就让一步说都是真的，然而几部书成立年代有很大的距离，总不能不承认。如说《周礼》《仪礼》是周公作，《礼记》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首尾便一千多年了。然而里头所记各项礼制，往往东一鳞西一爪，非互勘不能说明。互勘起来，更矛盾百出。例如五等封建的里数，井田的亩数，《孟子》和《周礼》和《王制》何等矛盾。五帝的祀典，《月令》和《帝系姓》何等矛盾。国学、乡学的制度及所在地，《礼记》各篇中相互何等矛盾。

此类悉举，不下数十事。学者对于哪部经都不敢得罪，只好四方八面弥缝会通。根本不能全通的东西，越会通越弄到一塌糊涂。议礼所以纷如聚讼，就是如此。从古已然，墨守汉学的清儒为尤甚。解释专经时稍为好些，《仪礼》问题比较少，所以《仪礼》独多好书。所以他们的成绩虽然很好，我恐怕这些成绩多半是空的。

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宫室、衣服、饮食之类，制度井田、封建、学校、军制、赋役之类，礼节冠昏丧祭之类，劳精敝神去研究它，实在太不值了。虽然，我们试换个方向，不把它当作经学，而把它当作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史、××史的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所以这门学问不必人人都学，自无待言。说它没有学问的价值，却大大不对。清儒的工作，最少也算替后人把所需要的资料搜集在一处，而且对于各种资料相互的关系，和别择资料的方法，有许多意见足供后人参考，这便是他们不可没的功劳。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它，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

戊）《春秋》三传：《春秋》是孔子唯一的著作。孟子、董仲舒、司马迁说得如彼其郑重，这部书地位之尊不待言了。但文字简单到如彼，非传不能明白，所以治《春秋》不能舍传而专言经。西汉博士，只有《公羊》底下严、颜两家，也可以说《春秋》只有一传。后来《谷梁》出来，又后来《左氏》出来，东汉时便三传并行，各有专家，然终以《公羊》为最盛。六朝以后，《公》《谷》日废，《左氏》孤行。唐代便渐渐的“《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了。啖助、赵匡之流，把三传都攻击得一钱不值。自此以后，纷纷奋臆作传，而宋人胡安国的传盛行。明永乐将《胡传》立于学官，三传真皆废了。间有治《左传》者，不过拿来做策论的资料。清以前《春秋》学的形势，大略如此。清儒刻意复古，三传之学渐渐的都恢复转来。今分论之。

1）《左氏传》：《左传》的真伪及著作年代很有问题，等到辨伪书条下再说。这部书本是史的性质而编在经部，所以学者对于它也有“史的研究”“经的研究”之两派。史的研究派有一部极好的书，是顾震沧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其内容及价值前文已经说过看第八讲末段。经的研究派，大抵对于杜注、孔疏摭拾纠补。乾隆以前未有专治此传之人，到嘉、道间刘孟瞻文淇、伯山毓崧父子继续著一部《左传正义》，可惜迄未成书。当于新疏条下别论之。

2）《公羊传》：清儒头一位治《公羊传》者为孔巽轩广森，著有《公羊通义》，当时称为绝学。但巽轩并不通《公羊》家法，其书违失传旨甚多。《公羊》学初祖，必推庄方耕存与，他著有《春秋正辞》，发明《公羊》微言大义，传给他的外孙刘申受逢禄，著《公羊何氏释例》，于是此学大昌。龚定庵自珍、魏默深源、凌晓楼曙、戴子高望都属于这一派，各有散篇的著述。而陈卓人立费毕生精力，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实为董、何以后本传第一功臣。其内容及价值，别于新疏条下论之。晚清则王壬秋闿运著《公羊笺》，然拘拘于例，无甚发明。其弟子廖季平平关于《公羊》著述尤多，然穿凿过甚，几成怪了。康先生有为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

3）《谷梁传》：《谷梁》学自昔号称孤微，清中叶以后稍振，其著作有钟朝美文烝之《谷梁补注》，有侯君谟康之《谷梁礼证》，有柳宾叔兴恩之《谷梁大义述》。柳书较佳。

综校清代春秋学之成绩，《左》《谷》皆微不足道。刘氏《左传正义》若成，则左氏重矣。唯《公羊》极优良，诸经除《仪礼》外，便算它了。今文学运动以《公羊》为中心，开出晚清思想界之革命，所关尤重。

己）四书：“四书”之名，是朱子以后才有的。明人及清的理学家关于四书的著作颇多，清的汉学家却很少。最著名的，前有阎百诗之《四书释地》，后有翟晴江灏的《四书考异》，但都是局部的考证，无关宏旨。清儒有价值的著作，还是将《大学》《中庸》璧回《礼记》《论语》《孟子》各别研究。

1）《论语》：《论语》有一部名著，曰刘楚祯宝楠、叔俛恭冕继续著成的《论语通义》，其价值及内容，在新疏条下别论之。今文派有戴子高的《论语注》，引《公羊》为解，虽多新见，恐非真义。别有焦里堂的《论语通释》，虽寥寥短册，发明实多。而简竹居之《论语集注述疏》，则疏解朱注。宋人经注之有疏，此为创见云。

《论语》单篇别行之解释，则有江慎修之《乡党图考》，盖礼学之流。

2）《孟子》：《孟子》也有一部名著，曰焦里堂循的《孟子正义》，别于新疏条论之。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为清代第一流著述，但其目的不专在释《孟子》，别于戴氏学专篇论之。

《孝经》本为附庸，亦无重要著述，不复论。《尔雅》别于新疏条小学修补之。

庚）诸经新疏合评：现在之《十三经注疏》，其注出汉人者六《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孟子》，出魏晋人者五《周易》《左传》《谷梁传》《论语》《尔雅》，伪托汉人者一《尚书》，出唐人者一《孝经》，其疏出唐人者九自《周易》至《谷梁传》，出宋人者四《孝经》《论语》《孟子》《尔雅》。清代提倡经学，于是注疏之研究日盛。然愈研究则愈发见其缺点。就疏的方面论，唐人孔、贾诸疏，本成于众手，别择不精，牴牾间出。且六朝经学，本分南北两派，北尊实诂，南尚空谈；初唐诸疏，除三礼外，率宗南派，大为清儒所不喜。宋人四疏，更不足道了。就注的方面论，除汉人六种外，其余七种，皆大为汉学家所不满意。以此之故，他们发愤另著新疏，旧注好的便疏旧注，不好的便连注一齐改造。自邵二云起到孙仲容止，作新者十余家。十三经中，有新疏者已得其十，这些新疏的作者，都是竭毕生之力，熔铸几百种参考书才泐成一稿，真算得清朝经学的结晶体了。今列举各书，稍为详细点说明，备将来汇刻《新十三经注疏》者采择焉。一经有两部以上之新疏者，只采一部，余部附论。次第以著作年代先后为序。

《尔雅正义》二十卷余姚邵晋涵二云著，乾隆四十年属稿，五十年成。凡经十年。

附：《尔雅义疏》二十卷栖霞郝懿行兰皋著。

邵二云是头一位作新疏的人。这部《尔雅正义》，在清学史中应该特笔记载。旧注疏本《尔雅》，为晋郭璞注，宋邢昺疏。“邢疏多摭拾《毛诗正义》，掩为己说。南宋人已不满其书，后采列诸经之疏，聊取备数而已。”原序语二云此书，仍疏郭注。但旧本经文有讹舛，注亦多脱落。二云先据唐石经及宋椠本，详为增校，又博采汉舍人、姓名也，旧认为官名，误。刘歆、樊光、李巡、孙炎，梁沈旋，陈顾野王，唐裴瑜诸君佚注，以郭为主，而分疏诸家于下。郭注云未详者，则博征他经之汉人注以补之。《尔雅》缘音训义者颇少，二云更取声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说。书凡三四易稿乃定。

郝氏《义疏》成于道光乙酉，后邵书且四十年，近人多谓郝优于邵。然郝自述所以异于邵者不过两点，一则“于字借声转处词繁不杀”，二则“释草木虫鱼异旧说者皆由目验”。胡培翚撰郝墓表引然则所异也很微细了，何况这种异点之得失，还很要商量呢。因前人成书增益补苴，较为精密，此中才以下尽人而可能。郝氏于发例绝无新发明，其内容亦袭邵氏之旧者十六七，实不应别撰一书。其有不以邵为然者，著一校补或匡正误等书，善矣。《义疏》之作，剿说掠美，百辞莫辨。我主张公道，不能不取邵弃郝。

《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阳湖孙星衍渊如著，乾隆五十九年属稿，嘉庆二十年成，凡经二十二年。

附：《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吴县江声艮廷著。

《尚书后案》三十卷嘉定王鸣盛西庄著。

《尚书集注述疏》三十五卷顺德简朝亮竹居著。

自《伪古文尚书》定案之后，旧注疏里头的《伪孔传》跟着根本推翻，孔颖达疏也自然“树倒猢狲散”了。于是这部经需要新疏，比别的经更形急切。孙、江、王三家和段茂堂的《古文尚书撰异》，都是供给这种需要的应时著述。但这件事业甚难，因为别的疏都是随注诠释，有一定范围。这部经现行的注既要不得，而旧注又皆散佚，必须无中生有造出一部注来，才可以做疏的基本。孙、江、王、段年辈相若，他们着手著述，像是不相谋，而孙书最晚成。四家中除段著专分别今古文字，罕及义训外，余三家皆诠释全经，纯属疏体。江氏裁断之识较薄，其书用篆体写经文，依《说文》改原字，其他缺点甚多。王氏用郑注而兼存伪传，又不载《史记》及《大传》异说，是其所短。孙书特色，一在辨清今古文界限，二在所辑新注确立范围。他认定《史记》为古文说因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尚书大传》及欧阳、大小夏侯为今文说因皆伏生所传，马融、郑玄为孔壁古文说因出自卫宏、贾逵。他名之曰“五家三科”。这些人的遗说都升之为注，其余先秦诸子及纬书、《白虎通》等之今古说，许氏《说文》中之古文说，皆附之疏中。取材矜慎，树例谨严，故最称善本。据钱衎石《记事稿》（卷十）说，渊如的经学书大半由李次白贻德续成，此书当亦在其列。

现在《尚书》新疏中诚无出孙著之右，但孙著能令我们满足否？还不能。汉人注也有许多不对的地方，我在前段《尚书》条已经论过。但这一点姑且不管，即以汉注论，马、郑注和欧阳、夏侯遗说，孙氏搜集未到而再经后人辑出者也很不少。所以我想现在若有位郝兰皋，倒有一桩买卖可做。试把孙、江、王以后续辑的《尚书》古注重新审定一番，仍区画今古文，制新注新疏，一定可驾诸家之上而不算蹈袭，可惜竟无其人哩！

简竹居就是想做这桩买卖的人。可惜他学问不甚博，见解又迂滞一点。他的《集注述疏》，枝辞太多，还不能取孙渊如而代之哩。

《孟子正义》三十卷江都焦循里堂著，嘉庆二十年始为长编，二十三年属稿，二十四年成。

《孟子》有赵岐注，实汉经师最可宝之著作。唯今注疏本之孙奭疏，纯属伪撰，钱竹汀及《四库提要》已辨之。其书芜秽踳驳处不可悉数，与孔、贾诸疏并列，真辱没杀人了。所以新注之需要，除《尚书》外，则《孟子》最为急切。里堂学问方面极多，其最用力者为《易》学三书。注《易》既成，才着手做此书，已经垂老，书才成便死了。他说：“为《孟子》作疏者十难。”见本书卷末，文繁不录。但又说生在他的时代，许多难工夫都经前人做过，其难已减去七八。他备列所引当代人著述，从顾亭林、毛大可起到王伯申、张登封止，凡六十余家，可见他搜采之勤与从善之勇了。他以疏解赵注为主，但“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卷三十，叶九。是于唐人“疏不破注”之例，也并未尝墨守。这书虽以训释训诂名物为主，然于书中义理也解得极为简当。里堂于身心之学，固有本原，所以能谈言微中也。总之，此书实在是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价值是永永不朽的。

《诗毛氏传疏》三十卷长洲陈奂硕甫著，嘉庆十七年属稿，道光二十年成，凡经二十八年。

这部书和并时胡、马两家书的比较，前在《诗经》条下已略为说明。孔颖达《毛诗正义》，合《毛传》《郑笺》而并疏之。硕甫以为郑康成本治《韩诗》，后改从毛，而作笺又时杂鲁说，实为不守家法。他自序虽未明斥郑，言外实含此意。所以舍郑而专疏毛。他自述撰著方法，说道：“初仿《尔雅》，编作义类。凡声音训诂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宫室衣服制度之精，鸟兽草木鱼虫之细，分别部居，各为探索，久乃铲除条例章句，揉成作疏。”原书自序可见他这部书，先有一番分类的草稿，后来才通贯成书，所以全书没有一点矛盾罅漏。硕甫是段茂堂弟子，最长于训诂，《毛传》是最古最好的训诂书，所以此书所疏训诂，最为精粹。至于礼数名物，则《毛传》阙而不详，《郑笺》所补，以这部分为多。而硕甫不满于郑，他“博引古书，广收前说，大抵用西汉以前之说，而与东汉人不苟同”。原书条例十九这一点是他很用力的地方，但成功如何，我却未敢十分相信。总之这部书，硕甫“毕生思虑，荟萃于兹”自序语，其价值与《毛诗》同悬天壤，可断言也。

《仪礼正义》四十卷绩溪胡培翚竹村著。此书属稿及告成年月难确考，唯卷首有道光己酉十月罗惇衍序，称“先生力疾成书，书甫成，而遽归道山”。己酉为道光二十九年，竹村正以其年七月卒，然则书亦成于其年也。罗序又言此书“覃精研思，积四十余年”。然则嘉庆十年前后已属稿矣。

竹村为胡朴斋匡衷之孙。朴斋著有《仪礼释官》，甚精洽，故《仪礼》实其家学。竹村又受业凌次仲，尽传其礼学，所以著《仪礼》新疏的资格，他总算最适当了。他以为“《仪礼》为周公所作，有残阙而无伪托。郑注而后，唯贾公彦疏盛行，然贾疏疏略，失经注意”，于是发愤著此书。自述“其例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旨，义可旁通，广异闻祛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胡培系著《族兄竹村先生事状》引，见《研六室文钞》卷首。我们看这四个例，就可以知道此书内容大概了。

《春秋公羊传义疏》七十六卷句容陈立卓人著。此书著作年月无考。因我仅见《经解续编》本，序例皆失载，无从考定。唯据《句溪杂著》卷六《论语正义序》云：“道光戊子秋，立随刘孟瞻、梅蕴生两师，刘楚桢、包孟开两先生赴乡闱。孟瞻师、楚桢先生病《十三经》旧疏多踳驳，欲仿江氏、孙氏《尚书》，邵氏、郝氏《尔雅》，焦氏《孟子》，别作义疏。孟瞻师任《左氏传》，楚桢先生任《论语》，而以《公羊》属立……”则是书发意著述，当在道光八年，时卓人年仅二十耳。唯《杂著》有刘文淇（孟瞻）癸卯七月叙，语意全在敦促卓人之著此书，则似癸卯时尚未有端绪。《杂著》自序称庚申出守滇南，不克履任，以后蹀躞道路，不能著述，又遭乱，藏书尽毁云云；《论语正义序》又言“近甫辑成稿本，复橐笔游楚越”。刘叔俛为作墓志铭，则其游楚越，正在授云南曲靖府不克到任之后。然则是书当成于癸卯（道光二十三年）、庚申（咸丰十年）之间，前后可十八年。唯戊子至癸卯间，预备工夫亦当不少耳。

注《公羊》的何邵公与郑康成齐名，自然是诸经注中之最好者。但徐彦的旧疏空言敷衍，毫无发明，因为唐时《公羊》之学久绝，也难怪他。然疏之当改造，则学界所同认了。凌晓楼尝锐意以此自任，晚年病风，精力不逮，仅成《公羊礼疏》十一卷。据刘孟瞻《句溪杂著序》。孟瞻，晓楼外甥也。卓人为晓楼弟子，继师志以成此书。此书严守“疏不破注”之例，对于邵公只有引申，绝无背畔，盖深知《公羊》之学专重口说相承，不容出入也。其所征引，自董仲舒、司马迁以下，凡汉儒治《公羊》家言者，殆网罗无遗；清儒自孔、庄、刘以下，悉加甄采，而施以严正的裁断；礼制一部分，则多采师（凌）说而笃宗郑氏，于程易畴、金辅之驳正最多。其于《公羊》家三世九旨诸说——邵公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阐发无余蕴，不独非巽轩所梦见，即方耕、申受亦逊其精锐。在《公羊》学里头，大约算登峰造极的著作了。此书序例失传，不能知其义例要点。我是二十七八年前曾读过一遍，久已忘记，这段批评总不能写出原书的特色。

《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宝应刘宝楠楚桢著，子冕恭叔俛续。叔俛后序云：“道光戊子，先君子与刘先生文淇、梅先生植之、包先生慎言、柳先生兴恩、陈丈立约各治一经。先君子发策得《论语》。先为长编数十巨册。次乃荟萃折衷之。……既而精力就衰，后所阙卷畀恭冕使续成。咸丰乙卯，将卒业，而先君子不起。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后写定。”某某部分有叔俛所续，难确考。李莼客《越缦堂日记》谓所续为《雍也篇》以后，当有据。然莼客又指出，《公冶篇》以前所引书，有为楚桢未见及者。然则全书殆皆经叔俛增订矣。

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十卷顺德简朝亮竹居著。

《论语》学在汉有齐、鲁、古三家，自张禹合齐于鲁，郑康成复合齐、鲁于古，师法不可复辨。何晏《集解》，自言“集诸家之善，其不安者颇为改易”。然去取多乖，意蕴粗略，皇、邢二疏，益无所发明皇疏近人已疑其伪。刘氏此书，仍疏何注。叔俛所述凡例云：“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晋人著录之旧。而郑君遗注，悉载疏内。至引申经文，实事求是，不专一家。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其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据此可知，他对于何平叔《集解》实深致不满，不过不得已而用之。故各章之疏，破注居半，在诸疏中算是最例外的了。陈卓人说：“视江、孙、邵、焦诸疏义，有过之无不及。”我未细读，不敢多评，大概总不错罢。

竹居疏晦翁《集注》，当然与汉学家不同调。但平心而论，晦翁《集注》实比平叔《集解》强。若把汉宋门户搁在一边，则疏他也何尝不可？只是竹居之疏，我总嫌他空话太多一点。

《左传旧注疏证》八十卷仪征刘文淇孟瞻著，于毓崧伯山、孙寿曾恭甫续，末成。

这部书始终未成，真是学界一件憾事。孟瞻、伯山父子之学，我们读《青溪旧屋》《通义堂》两集可以想见一斑。这部书之发起，据陈卓人说是道光八年和《论语正义》《公羊义疏》同时动议的见前。据伯山说：“草创四十年，长编已具，然后依次排比成书。”《通义堂集》卷六《先考行略》但《左传》卷帙如彼其繁重，卒业自属大难。孟瞻未及写定而卒，伯山继之，时值乱离，年仅五十卒，迄未能成，恭甫又继之，年四十五卒，至《襄公》而绝笔。三世一经，赍志踵没，可哀矣！据《国史儒林传稿》此书既未得见，自无从妄下批评。但据伯山所述，知道他是革杜注的命。《左传》自刘歆创通义训后，贾逵、服虔两注盛行，自杜预剽窃成今注，而旧注尽废。预助司马氏篡魏，许多诐邪之说夹在注中，所谓“饰经术以文讦言”者，前人论之甚多，大概不为冤枉。这些且不管它。至于盗窃成书，总不能不说是破坏著述家道德。孟瞻父子，就是要平反这重公案。此书体例：“先取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亦一一疏记。他如《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亦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实《左氏》一家之学。又如经疏史注及《御览》等书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亦是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称为旧注而加以疏证。其顾、惠补注及洪稚存、焦里堂、沈小宛等人专释《左氏》之书，以及钱、戴、段、王诸通人说，有可采咸与登例。末始下以己意，定其从违。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佐。期于实事求是，俾《左氏》之大义炳然复明。”伯山《先考行略》此书若成，价值或为诸家新疏之冠，也未可知。今既不得见，所以我不嫌繁重，把伯山的话全录如前。刘家子弟闻尚有人，不审能把家藏稿本公之于世否？就是缺了昭、定、哀三公也无妨呀。

《周礼正义》八十六卷瑞安孙诒让仲容著，同治季年草创，光绪二十五年成。

此书和黄儆季的《礼书通故》，真算得清代经师殿后的两部名著了。此书重要的义例有如下诸点：其一，释经语极简，释注语极详。就这点论，和刘楚桢的《论语正义》正相反。盖楚桢本不信任何氏《集解》，仲容则谓“郑注详博渊奥，注明即经明，义本一贯也”；其二，多存旧疏，声明来历。盖贾疏在诸旧疏中本较好，原非《孟子》伪孙疏、《公羊》徐疏、《尚书伪孔传》之孔疏等可比也。唐疏多乾没旧义，近儒重修，时亦不免。如胡竹村《仪礼正义》袭用贾疏处盖不少，而每没其名。仲容则绝不攘善，于著述家道德守之最严；其三，虽极尊郑注，而不墨守回护。他说：“唐疏例不破注，六朝义疏家原不尽然。”且康成对于杜（子春）、郑（众）亦时有纠正。所以他窃比斯义，“寻绎经文，博稽众家，注有牾违，辄为匡纠”；其四，严辨家法，不强为牵合。清儒治礼，嗜博太过，每揉杂群书，强事会通。仲容谓“《周礼》为古文学，与今古师说不相同，曲为傅合，非惟于经无会，弥复增其纷纠”。所以他主于以本书解本书，他书不合之处，疏通别白使不相淆。就这点论，最合守约之法。综而论之，仲容斯疏，当为清代新疏之冠，虽后起者胜，事理当然，亦其学识本有过人处也。《周礼》本书价值问题，迄未解决。仲容极端的尊信，是否适当，原很有商榷的余地，但这部书最少也是西汉末一种古籍，就令出于汉人理想的虚构，也很值得细心研究。仲容这部疏，总算替原书做一个大结束了。

以上所举九部新疏附见四部，十三经中已得九经了，余下四经，还要附带一讲。

一、《孝经》：有善化皮鹿门锡瑞的《孝经义疏》，但我未见，不敢批评。《孝经》价值本来仅等于《礼记》之一篇，我想有无不甚足为轻重的。

二、《谷梁传》：这部传可谓“数奇”。据我所知，邵二云曾著一部《谷梁正义》，像是未成。洪稚存《邵学士家传》说他著有《谷梁古注》；钱竹汀《邵君墓志铭》说他著有《谷梁正义》。我想或是《古注》已成，《正义》正在属稿。盖二云以五十四误药暴卒，著作多未成也。其后梅蕴生植之又拟著《谷梁集解正义》，亦未成而卒。薛寿《学诂斋文集》卷下《嵇庵集后序》云：“丁亥、戊子间，先生欲仿孙氏《尚书》、焦氏《孟子》例，撰《谷梁集解正义》，草创疏证而书未成”。案蕴生为刘孟瞻、刘楚桢之友，陈卓人之师。卓人述道光戊子与蕴生、二刘及包孟开赴乡闱时，相约著各书（看前文《公羊义疏》条注）。当时，楚桢任《论语》，孟瞻任《左氏》，卓人任《公羊》，蕴生则任《谷梁》。蕴生《嵇庵集》中有赠薛子寿诗云“泛舟及包、刘，遂结著书约”，即指此事也。蕴生中年咯血，寿仅五十（见孟瞻所为《梅君墓志铭》），故此书独不成。大概邵著拟另集古注如孙氏《尚书》例，梅著拟仍疏范宁《集解》如焦氏《孟子》例，但都未成，不必多讲了。

三、《礼记》：这部书始终未有人发心做新疏，总算奇事。

四、《易经》：做这部书的新疏，我想怕是不可能的。因为疏王、韩旧注，不独清儒所不肯，且亦没有什么引申发明的余地，除非疏李鼎祚的《集解》或另辑一注。但汉儒异说纷歧，遍疏亦穷于术。在我们看是“一丘之貉”，在尊崇汉学的清儒看是“两姑之间难为妇”。所以，或如焦里堂之空诸依傍，独抒己见；毛奇龄之《仲氏易》，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学》等亦近此类。或如张皋文之专释仲翔，抱残守缺。皋文之《周易虞氏义》亦全经通释，但非疏体。若要作一部“惠氏《易汉学》式”之新疏，恐怕谁也没有这种勇气。

以上所举诸家新疏，是否算已经把这几部经完全弄明白？这几部经是否值得下恁么大的工夫？都是别问题，我不敢轻下判断。但和现行的《十三经注疏》比较，最少有两种优异之点：第一，每一部疏由一人独力做成，不像旧疏成于众手；第二，每人只做一部疏，不像孔、贾辈之“包办的”、“万能的”。此专指唐疏言，几部恶劣的宋疏更不足齿论。我们对于几位著作家不能不十二分感服，因为他们的忠实和努力是很不容易学的。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学问而学问，把全生涯费在一部书，卒能贯彻初志。他们的学问有用无用另一问题，但他们做学问的方法真可学。做一门学问便要把他的内容彻底了解，凡一切关系的资料搜集一无遗漏。着手著述之时，先定计画，各有别裁。每下一判断，必待众证都齐之后。判断对不对另一问题，也许证甚博而断仍错，但待证乃断，便是忠实于学。所以这几部书，无论如何，总是在学术史上有纪念的价值。至于他们所以能著成这几部书，也非专靠他们个人之力。九部之中，两部成于乾隆末年，七部在嘉、道以后，实由先辈已经做过许多工作，他们才利用而集其成。倘使他们生于明代或清初，也不能有这种成绩。所以，我名之为“清代经学的结晶体”。有好事者能把诸书汇刻为一编，亦一佳话也。

辛）其他通释群经之著作：清儒以经学为学问中心。凡笔记类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东塾读书记》等，文集类如戴、段、阮、钱诸集等，说经之文占大部分。想完全了解清人经学，这类书实极重要，但内容既不尽属于经，我只得别标一题评它们的价值。这里有几部书，应该特提：

一、朱竹垞彝尊的《经义考》三百卷。这部书把竹垞以前的经学书一概网罗，簿存目录，实史部谱录类一部最重要的书，研究“经史学”的人最不可少。还有谢蕴山启昆的《小学考》，也是踵朱书而成，其内容价值当于谱录条下论之，今互见于此。

二、臧玉林琳的《经义杂记》三十卷。这书若出在乾、嘉以后，并不稀奇，因为它是康熙初年作品，而饶有乾嘉学派精神，所以要另眼看待。这书久藏于家。嘉庆间，才由他的玄孙臧在东庸刻出。有人说，内中一部分是在东所著，归美先人，但无确据，不敢遽认为事实。

三、王伯申引之的《经义述闻》三十二卷。王石臞、伯申父子，为清学第一流大师，人人共知。这书名为“述闻”，盖伯申自言闻于石臞者，其实他们以父子而兼师友，此书亦可称父子合作也。这部书最大的价值，在校勘和训诂方面，许多难读或前人误解的文句，读了他便涣然冰释。王氏父子理解直凑单微，下判断极矜慎，所以能为一代所宗。试留心读嘉、道以后著作，罕有能引《经义述闻》而驳之者。世所称“王氏四种”者，乃此书与《经传释词》《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合称。实则四种合起来，才见得出王氏经学之全豹。今为叙述方便起见，那几部在小学及子书两条下别论。

四、俞荫甫樾的《群经平义》十卷。此书全应用《经义述闻》的方法，继续有所发明，价值也仅下《经义述闻》一等。

平心论之，清代风尚所趋，人人争言经学，诚不免汉人“碎义逃难”、“说三字至二十余万言”之弊。虽其间第一流人物，尚或不免，承流望风者更不待言。所以，在清末已起反动，现在更不消说无人过问了。他们若能把精力和方法用到别的方面，成就或者可以很大，仅用之几部古经，已觉十分可惜。即以经学论，讲得越精细，越繁重，越令人头痛，结果还是供极少数人玩弄光景之具，岂非愈尊经而经愈遭殃吗？依我看，这种成绩，只好存起来算作一代学术的掌故，将来有专门笃嗜此学之人，供他们以极丰富的参考。至于整理经学，还要重新辟一条路，令应读之经，非全数都应读也。注意！人人能读而且乐读。我虽然还没有具体方法，但大概在用简明的方法解释其文句，而用有趣味有组织的方法发明其义理。义理方面且另说，文句方面则清儒替我们做过的工作实不少。大约清儒经学诸书，名物制度一类，聚讼不结者尚很多；训诂一类，工夫已经做到八九成。这便是各位经师对于一般人最大的贡献了。

二　小学及音韵学

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为大国”了。方才说，他们最大的贡献在训诂；他们为什么能有这种贡献？就因为小学、音韵学成为专门之业。今为叙述方便起见，所以于经学之外，别立一节论他。

“小学”是袭用汉人的术语，实际上应该叫作文字学。这门学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研究一个字或一个词的意义，二是研究字和词的连缀用法。我为下文说明便利起见，杜撰两个新术语：第一类叫作“字义学”；第二类叫作“字用学”。音韵学也是字义学的一部分。所有的小学书，什有九是字义学。字用学现在还幼稚得很哩。

字义学即是字典或辞典之学。我国古来之字典有三种组织法：一、以各字（或辞）所含意义分类组织，《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书便是；二、以各字的形体及所从偏旁分类组织，《说文》《玉篇》等书便是；三、以各字的读音分类组织，《切韵》《集韵》《广韵》等书便是。本书所讲，以第一二类归入小学，以第三类归入音韵学。

崇祯十五年出版之方密之以智《通雅》五十卷，实为近代研究小学之第一部书，体例略仿《尔雅》，而门类稍有增减看第十二讲方密之条。此书有许多新理解，先乾嘉学者而发明，但后来人征引很少，不知何故。《尔雅》一类书之专门的研究，盖始于戴东原。他著有《尔雅文字考》十卷，其书成而未刻，今恐已佚。据自序所说，原系随手札记之书，大约于舍人、刘歆、樊光、李巡、郑康成、孙炎旧注多所搜辑，补郭注之漏，正邢疏之失，至于“折衷前古，使《尔雅》万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群经传记，靡所扞格，则俟诸异日”。据此，知东原对于整理《尔雅》尚有许多计划，此书尚非满意之作也。其此类书现存者，则有：

《方言疏证》十三卷休宁戴震东原著。互见本节音韵条。

扬雄《方言》为西汉最好的小学书，东原首先提倡他。但这部书虽名为疏证，然而注重校勘，诠释的工作尚少。自序说：“广按群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交互参订，改正讹字二百八十一，补脱字二十七，删衍字十七，逐条详证之。”盖自得此校本，然后《方言》可读。《四库》所著录，聚珍板所印行，即此本也。段茂堂著《东原年谱》，称“东原曾将《方言》分写于《说文》每字之上”，亦是一种整理法。次则：

《尔雅正义》二十卷邵晋涵著，见前。

《尔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嘉定钱坫献之著。

《尔雅义疏》二十卷郝懿行著，见前。

此为疏释《尔雅》之专书，皆乾、嘉间作品。《尔雅》这部书，清儒认定他是周公所作，把他捧得很高。依我们看，不过西汉末刘歆一派人将汉儒传注采辑而成，年代也许在《方言》之后。但他把各字的性质意义分类排纂，又不但解释单字，而且兼及二字以上连缀而成的“辞”，在当时确是一种很进步的字典或辞典，价值当然不朽。清儒提倡小学，于是这部书的研究日盛。邵二云的《正义》，就是把戴东原所计划的事业赓续成功，在这门学问里头算是创作。郝兰皋补缀一番，愈益精密。这两部书的比较价值，前节已论过，不再赘了。钱著未细读，不敢妄评。此外有专释《尔雅》名物之书，如程瑶田《通艺录》中释宫、释草、释虫诸小记，任大椿之《释缯》，洪亮吉之《释舟》，刘宝楠之《释谷》，钱大昕之《释人》等。有专辑《尔雅》古注之书，如臧庸之《尔雅汉注》、黄奭之《尔雅古义》等。有释《尔雅》著作体例之书，王国维之《尔雅草木鸟兽虫鱼释例》甚好，惜仅限于一部分。这部书经二百年学者之探索，大概已发挥无余蕴了。又次则：《释名疏证》八卷，《补遗》一卷，《续释名》一卷镇洋毕沅秋帆著。

《释名》为汉末刘熙撰，时代较《说文》稍晚。这书体例和《尔雅》略同，但专以同音为训，为以音韵治小学之祖。《释名疏证》题毕秋帆著，实则全出江艮庭声之手。旧本讹脱甚多，毕、江据各经史注、唐宋类书及道释二藏校正之，复杂引《尔雅》以下诸训诂书证成其义。虽尚简略，然此二书自是可读。其最博洽精核者，则：

《广雅疏证》十卷高邮王念孙石臞著。

《广雅》为魏张揖著，出《尔雅》《方言》《释名》之后，搜集更博。石臞本著，先校正其讹舛，继诠释其义训。校正讹字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自序其著作宗旨及体例云：“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其或张君误采，博考以证其失；先儒误说，参酌而寤其非。”所谓“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实清儒治小学之最大成功处。而这种工作，又以高邮王氏父子做得最精而最通。《广雅疏证》实为研究“高邮学”者最初应读之书。读了它，再读《读书杂志》《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可以迎刃而解。石臞76岁才着手著此书，每日限定注若干个字，一日都不旷课，到临终前四年才成石臞年89。所以这部书可算他晚年精心结撰之作。昔郦道元作《水经注》，论者咸谓注优于经。《广雅》原书虽尚佳，还不算第一流作品，自《疏证》出，张稚让倒可以附王石臞的骥尾而不朽了。以石臞的身份，本该疏《尔雅》才配得上，因为邵疏在前，耻于蹈袭，所以走偏锋，便宜了张稚让。然和郝兰皋相比，兰皋也算笨极了。此外应附记者有：

《小尔雅疏》八卷上虞王煦汾原著。

《小尔雅训纂》六卷长洲宋翔凤于庭著。

《小尔雅疏证》五卷嘉定葛其仁铁生著。

《小尔雅义证》十三卷泾县胡承珙墨庄著。

《小尔雅》，本是伪《孔丛子》中之一篇。清儒因他存辑汉人训诂不少，抽出来单行研究。以上四书，大略同时所著，不相谋而各有短长，也算是走偏锋而能成家的。

以上各书，都是清儒把汉、魏以前分义编纂的字典，用极绵密的工作去解释，成绩真可佩服。至于他们新编的字典则有：

《经籍纂诂》一百六十卷仪征阮元芸台编。互见类书条。

这部书是阮芸台任浙江学政时候，手创义例，命诂经精舍学生臧在东庸、臧礼堂和贵、洪筠轩颐煊、洪百里震煊、陈仲鱼鳣、周郑堂中孚等二十几位分途编辑的。各字依《佩文韵府》的次序排列。每字的解释，专辑集古书成说。所收者约为下列各种：一、古经古子本文中之训诂。如“仁者人也，义者宜也”，“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之类。所收子书最晚者为《颜氏家训》。二、各经注。以《十三经注疏》为主，佐以清儒所辑所古佚注。三、汉、魏以前子书及古史注。自《国语》韦注，《战国策》《吕览》《淮南子》高注，下至《列子》张注，《管子》房注，《荀子》杨注等。四、古史部集部注。限于《史记》裴集解、司马索隐、张正义，《汉书》颜注，《后汉书》李注，《三国志》裴注，《楚辞》王注，《文选》李注。五、小学古籍。《尔雅》《方言》《说文》《广雅》《释名》《小尔雅》《字林》《埤苍》《声类》《通俗文》《匡谬正俗》《经典释文》《一切经音义》《华严经音义》《翻译名义》《隶释》《隶续》等。唐以前训诂，差不多网罗具备，真是检查古训最利便的一部类书。这书虽依韵编次，但目的并非在研究韵学。所以我不把他编在音韵条而编在本条。

最简朴的古字典出在《尔雅》《方言》以前，为《汉书·艺文志》所述的秦时李斯的《仓颉》七章，赵高的《爰历》六章，胡母敬的《博学》七章《汉志》说《史籀》十五篇，周宣王时书，我们不相信。汉兴，闾里书师把这三种糅合起来，每章六十字，共五十五章，名为《仓颉篇》。其后司马相如的《凡将》，史游的《急就》，扬雄的《训纂》，班固的《续训纂》，相继而起。这类字典，很像后世的《千字文》《百家姓》，又像医家的《汤头歌诀》，挑选几百或几千个单字，编成韵语，意义联贯，专备背诵之用，并没有什么训释。西、东汉之交，研究日趋细密，便把所有的字分起类来——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谓之六书。六书两字始见《周礼》，其六种名则首载《汉志》，次为《说文序》。东汉人说是起自周公时，我们不相信。大概是扬雄、刘歆、杜林这班小学家研究出来的。和帝永元间，许叔重根据六书义例，以各字的形体及所从偏旁分类，著成一部《说文解字》，遂为秦、汉以来小学一大结束，又为后来字书永远模范。《说文》这部书，清以前的人并不十分作兴他。宋、元间徐铉、徐锴、李焘、吾邱衍等，虽间有撰述，然发明甚少，或反把他紊乱了。明末有一群文学家好用僻字，拿来当枕中鸿秘，但并不了解他的价值和作用赵宦光著《说文长笺》，顾亭林极攻击他；明清之交，方密之算是最初提倡《说文》的人，在《通雅》中常常称引或解释。康熙一朝经学家虽渐多，但对于《说文》也并没有人十分理会。乾隆中叶，惠定宇著《读说文记》十五卷，实清儒《说文》专书之首，而江慎修、戴东原往复讨论六书甚详尽。东原对于这部书，从十六七岁便用功起，虽没有著作，然传授他弟子段茂堂。自是《说文》学风起水涌，占了清学界最主要的位置。谢蕴山启昆《小学考》，说当时关于《说文》的名著有三部：

《说文解字注》三十卷金坛段玉裁茂堂著。《小学考》作《说文解字读》，想是原名，后来很少人知道。

《说文统释》六十卷嘉定钱大昭晦之著。

《说文解字正义》三十卷海宁陈鳣仲鱼著。

茂堂的《说文》注，卢抱经序他说：“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小学考》卷十引王石臞序他说：“千七百年来无此作。”本书卷首百余年来，人人共读，几与正经正注争席了。《说文》自唐宋以来，经后人窜改或传抄漏落颠倒的不少。茂堂以徐锴本为主，而以己意推定校正的很多。后人或讥其武断，所以《段注订》钮树玉著，八卷、《段注匡谬》徐承庆著，八卷、《段注考正》冯桂芬，十六卷一类书继续出得不少。内中一部分，诚足为茂堂诤友。茂堂此注，前无凭借，在小学界实一大创作。小有舛误，毫不足损其价值，何况后人所订所匡也未必尽对呢。茂堂又最长韵学，订古韵为十七部，每字注明所属之部，由声音以通训诂。王石臞序最称赞他这一点，我想这点自然是他的好处，但未足以尽之。

钱、陈两书未见，不知有无刻本？钱书有自序述十例：“一、疏证以佐古义；二、音切以复古音；三、考异以复古本；四、辨俗以证讹字；五、通义以明互借；六、从母以明孳乳；七、别体以广异义；八、正讹以订刊误；九、崇古以知古宇；十、补字以免漏落。”《小学考》引晦之为竹汀弟，其书应有相当价值。陈仲鱼书，阮芸台谓其“以声为经，偏旁为纬”《论语古训序》《小学考》引。果尔，则当与后此姚文田、朱骏声各书同体例参看次段，但书名“正义”似是随文疏释，颇不可解。

自段注以后关于《说文》之著作，如严铁桥可均之《说文校议》三十卷，钱献之坫之《说文斟诠》十四卷，皆主于是正文字，而严著号称精核。其通释之书最著者，则：

《说方义证》五十卷曲阜桂馥未谷著。

《说文释例》二十卷安丘王筠菉友著。

《说文句读》三十卷同上。

桂书与段书不同之处：段书勇于自信，往往破字创义，然其精处卓然自成一家言；桂书恪守许旧，无敢出入，唯博引他书作旁证，又皆案而不断。桂之识力不及段，自无待言，但每字罗列群说颇似《经籍纂诂》，触类旁通，令学者索而自得不为著者意见所束缚，所以我常觉桂书比段书更为适用。王菉友《释例》，为斯学最闳通之著作价值可与凌次仲《礼经释例》、刘申受《公羊释例》相埒。凡名家著书，必有预定之计划，然后驾驭材料，即所谓义例是也。但义例很难详细胪举出来，近人著述方法进步，大率自标凡例，以便读者，然终不能十分详尽，古人则用此法者尚少。全在好学者通观自得，《说文》自然也是如此。又《说文》自大徐徐铉以后窜乱得一塌糊涂，已为斯学中人所公认，怎么样才能全部厘正它呢？必须发见出原著者若干条公例，认定这公例之后，有不合的便知是窜乱，才能执简御繁，戴东原之校《水经注》即用此法。段茂堂之校《说文》，虽未尝别著释例，然在注中屡屡说“通例”如何如何我们可以辑出一部“说文段注例”，他所以敢于校改今本，也是以他所研究出的“通例”为标准。菉友这部《释例》就是专做这种工作。他所发见的例是否都对，我不敢说但我觉得六七成对的，但他的创作力足与茂堂对抗，灼然无疑了。《说文句读》成于《释例》之后，随文顺释全书，自然与段氏不尽同者五事：一、删篆，二、一贯，三、反经，四、正雅，五、特识。见自序，文繁不录。此书最后出而最明通，最便学者。

学者如欲治《说文》，我奉劝先读王氏《句读》，因为简明而不偏诐；次读王氏《释例》，可以观其会通。未读过《说文》原书，骤读《释例》不能了解。段注呢？他是这门学问的“老祖宗”，我们不能不敬重他，但不可为他意见所束缚。或与《句读》并读亦可。桂氏《义证》摆在旁边当“顾问”，有疑义或特别想求详的字便翻开一查，因为他材料最丰富，其余别家的书，不读也罢了。用我的方法，三个月足可以读通《说文》。我很盼望青年们送一个暑假的精力给这部书，因为是中国文字学的基础。

清儒之治《说文》，本由古韵学一转手而来，所以段注后头附一部《六书音韵表》，注中各字于韵特详。戴东原的《转注二十章序》说：“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以为犹阙一卷书……”这“一卷书”是什么呢？就是以音韵为主的新字典。陈仲鱼的《说文正义》“以声为经，偏书为纬”，像是就想做这一卷书。后来姚秋农文田、钱溉亭塘各著《说文声系》姚十四卷，钱二十卷，苗仙麓夔著《说文声读表》七卷，严铁桥可均著《说文声类》二卷，张皋文惠言著《说文谐声谱》二十卷，其他同类的作品尚不下十余家，最后则有：

《说文通训定声》十六卷吴县朱骏声允倩著。

这些人都像是因东原的话触发出来，想把《说文》学向声韵方面发展，而朱氏书最晚出，算是这一群里头最好的。这部书把全部《说文》拆散了重新组织。“舍形取声贯穿连缀”凡例语，下同。各字分隶于他所立古韵十八部之下，“每字本训外，列转注、假借二事”，“凡经传及古注之以声为训者，必详列各字之下，标曰声训”，双声字“命之曰转音”。总算把《说文》学这片新殖民地开辟差不多了，可惜少了一张表。姚秋农是这一派的先登者，他的书全部是表，但做得不好。

此外尚有对于《说文》作部分的研究者。如，因《说文》有徐氏新附入之字往往与本文混乱，于是有《说文新附考》一类书郑珍著，六卷；因《说文》引经多与今本有异同，于是有《说文引经考》一类书吴玉搢著二卷，陈瑑著八卷，臧礼堂著二卷；因钟鼎文字学发达的结果，对于《说文》中之籀文引起研究兴味，于是有《说文古籀疏补》一类书庄述祖著六卷，潘祖荫著一卷。此外这种局部的著述还不少，真算灿烂极了。

恁么多关于《说文》的书，这门学问被他们做完了没有呢？我说还不会。第一件，从姚秋农到朱允倩所做声系一类书，我都认为不满意，因为他们都注意收音，忽略发音，还不配戴东原所谓“那一卷书”。我对于这项意见，曾发表过《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一篇短文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卷下。第二件，《说文》的会意字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说文》标明“会意”的字虽不多，但凡云“从某、从某”，或云“从某、从某省”，都是会意；云“从某、从某、某亦声”者，都是形声兼会意。而且依着“声系一派”如我所说的发音来源才算彻底的主张，每字所谐的声都有意义。然则形声字的全部都是形声兼会意了。会意字既如此其多，我们用社会学的眼光去研究，可以看出有史以前的状况不少。这是文字学上一件大事业。这项意见，我二十年前曾发表过《国文语原解》一篇短文见《饮冰室丛书》，可惜我的见解都未成熟《国文语原解》尤其要不得。近来学问兴味，又不向这方面发展，大概不会再往前研究了。但我确信这两条路是可走的，很愿意推荐给后起的青年们。

以上把“字义学”的成绩大概说过了，附带着要说说“字用学”。

最初的字，总是从实物或实象纯客观的一定之象，如方位、数目之类造起，渐渐到人类的动作人类和外界发生关系，兼主客两体而成。渐渐到人类的心理，渐渐到纯抽象的名词，文字发展的次第大概如此。动作心理等已经有大部分来不及造，用旧字假借。还有所谓“语词”的一部分发语词、接续词、感叹词、停顿词、疑问词等等，最初纯用口语或手势表现，根本就没有这类字。书本上这类字都是假借同音之字来充数的。然而音是古今时时变化，地方又各各不同，既没有一定之字，便随人乱用。例如“乎”“无”“么”“吗”，本是一个音变化出来，但现在读，音已经很不同，字形更是渺不相属。而且用法摆在一句话中间的位置之类也常常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古书所以难读，最主要的就是这部分不独古书，白话亦然。所以有眼光的小学家发心做这部分工作，替后人减除困难。清儒头一部书是：

《助字辨略》五卷确山刘淇南泉著。

南泉是素不知名的一位学者，这部书从钱警石《曝书杂记》、刘伯山《通义堂集》先后表章，才渐渐有人知道。书成于康熙初年，而和王伯申暗合的极多，伯山都把他们比较列出。伯申断不是剽窃的人，当然是没有见过这部书。清初许多怪学者，南泉也算其一了。至于这门学问的中坚，自然要推：

《经传释词》十卷高邮王引之伯申著。

伯申以为：“自汉以来，说经者宗尚雅训。凡实义所在，既明著之矣，而语词之例，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自序语，下同。他拿许多古书比较研究，发见出许多字是“其为古之语词较然甚著，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者”。他于是“引而伸之以尽其义类，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成了这十卷书。我们读起来，没有一条不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而且可以学得许多归纳研究方法，真是益人神智的名著了。后此从伯申脱化出来而范围更扩大者，则有：

《古书疑义举例》七卷德清俞樾荫甫著。

荫甫发见出许多古人说话行文用字之例卷一至卷四，又发见出许多后人因误读古书而妄改或传抄讹舛以致失真之例卷五至卷七。上半部我们可以叫他作“古代文法书”，下半部可以叫他作“校勘秘诀”。王、俞二书，不过各两小册，我想凡有志读秦汉以前书的人，总应该一浏览的。最后则有：

《文通》十卷丹徒马建忠眉叔著。

眉叔是深通欧文的人，这部书是把王、俞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著书的时候是光绪二十一、二年，他住在上海的昌寿里，和我比邻而居。每成一条，我便先睹为快，有时还承他虚心商榷。他那种研究精神，到今日想起来，还给我很有力的鞭策。至于他创作的天才和这部书的价值，现在知道的人甚多，不用我赞美了。

音韵学为清儒治经之副产物，然论者或谓其成绩为诸学之冠。我素来没有研究，完全外行，对于内容得失不敢下半句批评，只把这门学问的来历和经过说说，还怕会说错哩。

清代的音韵学，从一个源头上分开两条支路发展，一是古韵学，一是切韵学。

古韵学怎样来历呢？他们讨论的是那几桩问题呢？稍有常识的人，总应该知道现行的《佩文韵府》，把一切字分隶于一百零六个韵。上下平声合三十，上声二十九，去声三十，入声十七。《韵府》本于南宋的《礼部韵略》。《韵略》百零七部，比《韵府》多一部。《韵略》本于唐的《广韵》。《广韵》却是分为二百零六部，现在韵书最古而最完备的莫如《广韵》。所以研究此学都以《广韵》为出发点。为什么由二百零六变为一百零七？这是唐宋后音变的问题，古韵家懒得管它。《广韵》二百六部分得对不对？这是唐音的问题，古韵家也懒得管它。他们所讨论者，专在三代秦汉时候韵之分部如何。古书中如《易经》《诗经》《楚辞》《老子》等几乎全书都协韵，然而拿《广韵》和《韵略》比对起来，却什有九并不同韵。宋以来儒者，没有法子解释这缘故，只好说是“借叶”。本不同韵，勉强借来叶的。清儒以为漫无范围的乱借乱叶，岂不是等于无韵吗？所以他们反对此说，一定要找出古人用韵的规律来，换句话说，就是想编一部“古佩文韵府”。

清代音韵学的鼻祖，共推顾亭林。他著有《音学五书》一《音论》，二《易音》，三《诗本音》，四《唐韵正》，五《古音表》，为生平得意之作，凡经三十年，五易其稿。自言：“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约）、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同时柴虎臣绍炳、毛稚黄先舒等皆治此学，有著述，而理解远不逮亭林。毛西河喜立异争名，专著书和亭林作对。书名《古今通韵》，凡十二卷。然而所说话毫无价值，没有人理他。亭林以后中兴此学者为江慎修，著《古韵标准》。慎修弟子戴东原著《声类表》《声韵考》。东原复传其弟子段茂堂、王石臞、孔巽轩。茂堂著《六书音韵表》，据以注《说文》；石臞、巽轩都各有撰述。石臞书近由上虞罗氏印行，巽轩书名曰《诗声类》。而段、王后辈有江晋三有诰著《音学三书》，亦颇多创获。要之，乾、嘉以后言古韵者虽多，而江、戴门下薪火相传，实为其中坚。

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古韵分部。他们以为《广韵》二百六部乃唐以后声音繁变派衍出来的，古代没有那么复杂，所以要把它归并成若干部，以求合古人所用之韵。

这种工作，不始于清儒。宋朝的郑庠是最先研究的，他把二百六部归并成六部。亭林拿它作研究基础，析为十部，慎修又析为十三部，茂堂又析为十七部，东原析为十八部，巽轩析为十九部，石臞析为二十一部，晋三也是二十一部，而和石臞又微不同，东原所谓“以渐加详”也。后人虽于诸家互有从违，然很少能出其范围。

我想读者一定要发问：二百零六部规定为六部、十部……不太少吗？怎样归并法呢？勿惊！《广韵》的二百六部系兼包平、上、去、入四声的。四声虽有清浊高低舒促之别，韵总是一贯，所以拿平声可以代表上、去、入。《广韵》的平声也只有五十七部，将五十七归并为六或二十一，并非不可能之事。归并到怎样程度才能和古书所用的韵吻合？便是他们苦心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平声和上声去声是容易印合的，“东”“冻”“动”一读下去，当然知道是同部。唯有入声最啰唣，每每调不出来。《广韵》平声有五十七韵，入声只得三十四韵。对照起来，便有二十二韵，只有平上去而无入。到底这三十四个入声韵该如何分配？最足令讲古韵的人头痛，这是他们苦心研究的第二个问题，许多辨难都从此起。

读以上所讲，大概可以知道他们问题焦点所在了。为力求明晰起见，将郑庠、顾炎武、江永、段玉裁四家所分类列出一张表。把这表说明之后，再说戴、孔、王诸家所以异同之故。

郑、顾、江、段古韵分部比较表

表的说明

一、将《广韵》五十七个平声韵挑出三十个当代表此三十个就是现行《佩文韵府》所采用，再将他分成六部，这是郑氏作始之功。

二、把郑氏的第一部东冬江阳庚青蒸析为四部一、东冬钟江，二、阳唐，三、庚耕清青，四、蒸登是顾氏的发明。江、段无改。

三、郑氏的第二部支微齐佳灰，顾、江无改。段氏把他析为三部一、之咍，二、脂齐皆灰，三、支佳，这是段氏的大发明，东原、石臞都拍案叫绝。“之”“脂”“支”，现在读起来毫无分别茂堂从古书中考出他分别甚明，但亦没有法子读成三种音，晚年以书问江晋三云：“足下能知其所以分为三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

四、郑氏的第三部鱼虞歌麻，顾氏析为二，一、鱼虞模侯，二、歌麻。江氏因之，但把“侯”剔出归并“尤幽”部。段氏则既不以“侯”合“鱼虞模”，也不以合“尤幽”，完全令他独立，所以共析成三部。这部分的问题，以“侯”之分合为最主要。

五、郑氏的第四部真文元寒删先，顾氏因之。江氏析为二，一、真谆臻文欣魂痕，二、元寒桓删山先仙。段氏复将江氏第一类析为二，变成三部，又将江氏第三类的“先”移入第一类的“真臻”。“真”和“文”之分，是段氏特点。

六、郑氏的第五部萧宵尤豪。顾氏因之。江氏析为二，一、萧宵肴豪，二、尤侯幽。段氏因之，但将“侯”剔出另立部。“侯”和“尤”之分，是段氏特点。

七、郑氏的第六部侵覃盐咸。顾氏因之。江氏析为二，一侵，二覃谈盐添咸衔严凡。段氏因之，但割“盐添”合于“侵”。

以上为平声五十七部之分合变迁，比较的还容易了解。最麻烦的是入声分配问题，另加说明：

八、郑氏六部，有入声者仅三。顾氏十部，有入声者四。江氏十三部，有入声者七。段氏十七部，有入声者八。这是将入声性质剖析逐渐精密的表征。

九、顾氏入声的分配和郑氏几乎全相反。除郑第六部与顾第十部相同外，郑第一第四部有入声，顾无；郑第二第三第五部无入声，顾有。

十、顾、江、段公认为无入声者五部：一、东冬钟江，二、阳唐，三、庚耕清青，四、蒸登，五、歌戈麻。江、段认为无入声者一部：萧宵肴豪。

十一、入声中问题较少者，“缉合”以下九韵配“侵覃”以下九韵，“质栉”配“真臻”，“屑”配“先”。其余皆有问题。

以上把四家异同之点大概说过。以下把余人改正的部分略说：

一、戴东原之特点。戴虽为段之师，然其《声类表》实作于段氏《六书音韵表》之后，进一步研究。他最主要的发明：（一）将段氏的“脂”部再剖析，立“祭泰夬废”一部，此部有去声而无平上。（二）将“缉合”以下九韵另为一部，此部有入声而无上去。盖四声之分，本起六朝，古人无此。戴氏分部，不限平声，是其通识。其余入声之分配各部，亦颇有异同，不具述。

二、孔巽轩之特点。巽轩对于段：析“东”“冬”为二，并“真文”为一，亦别出“缉合”等九韵为一部，共十八部。

三、王石臞之特点。石臞工作，专在剖析入声。他别立“质”“月”“缉”“盍”四部，合诸段氏所分，共为二十一部。“质”“月”二部皆有去而无平上，“缉”“盍”二部则无平上而并无去。

四、江晋三之特点。晋三亦分二十一部，但不与王氏同。其分“东”“冬”为二，同孔氏；“祭”部独立，同戴氏；入声则别立“叶”“缉”两部。晋三于戴、孔之书皆未见据段茂堂信上说。盖暗合，非蹈袭也。

以上重要之古韵说略具。此后尚有庄葆琛之十九部，张皋文之二十部，乃至近人之二十三部、二十八部等，大抵衍江、戴、段、王之绪稍事补苴，不复述。至于各家所说谁是谁非，我完全外行，不敢参加讨论。

古韵学研究的对象，在各字的收音。还有专从发音方面研究的，名为切韵学。用旧话来比附，也可以说古韵学是研究叠韵，切韵学是研究双声。

切韵之学，起于东汉孙炎，以两字切成一字之音，实我国音学初祖。后来魏李登作《声类》书已佚，见《隋书·经籍志》，始整齐而衍其绪。隋陆法言作《切韵》书已佚，近在敦煌石室发现唐写残本。为后此《广韵》所自本。自梵语随佛典入中国，中唐以后释神珙、释守温仿之创立字母，为斯学别创一蹊径，即“见溪群疑”第三十六母是也。宋人用之以治旧有之反切，则为等韵学。直到今日，创立注音字母及其他新字母之种种研究，皆从孙炎、陆法言、守温所走的线路逐渐发展出来。

清代切韵学，也是顾亭林提倡起，他的《音论》，论发音原理的不少。但亭林最大的成绩还在古韵学，其对于切韵学的贡献，像还比不上方密之看第十二讲。亭林弟子潘次耕耒著《类音》《四库提要》述其内容云：“耒受业于顾炎武。炎武之韵学欲复古人之遗，耒之韵学则务穷后世之变。其法增三十六母为五十母；每母之字，横播为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呼；四呼之字，各纵转为平上去入四声；四声之中，各以四呼分之。……”据此可知，次耕的工作全在创新字母。尤当注意者，字母和四声的关系，实近来新字母学一个颇费讨论的问题，次耕已顾及了。《类音》这书我未得见，但《遂初堂集》里头有《声音元本论》《南北音论》《古今音论》《全分音论》《反切音论》等篇，读之可见其学说大概。他说：“声音先文字而有。声止于一，字则多寡不论，或一音而数字，或有音而无字。后世字书韵书，不得其天然条贯，则如散钱乱卒而不可整齐。”他极赞字母为发天地之秘，但以为旧行三十六母“有复有漏”，他把复的删去例如“知彻澄娘”之与“照穿床泥”，而别增其缺漏者十余母。他最注重“无字之音”，说道：“今所厘正，皆出乎天然。天然者，人所本有之音也。本有之音而不能尽出，则以习诵有字之音，罕道无字之音也。”大抵次耕的目的，在把中国人口里所说得出的音都搜齐，改造一套科学的合理的字母。他的成绩如何我不敢说，眼光总算高极了。同时吴修龄乔亦治此学，“以二合翻切收尽诸法，立二十四条以尽谐声之变”，斥守温为“无知妄作，贻毒后人”见《广阳杂记》卷四。其书今不传。

康熙末则刘继庄献廷治此学，他曾从几位怪僧研究等韵，又曾见过吴修龄。但他说：“修龄于天竺陀罗尼、泰西蜡顶（即罗马字）、天方、蒙古、女直诸书，皆未究心，特震旦一隅之学耳。”他创的新字母，以三十二音为韵父，二十二音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又可以用来谱四方土音。他的书名《新韵谱》，可惜久已失传了。看他所著《广阳杂记》及《鲒埼亭集》中《刘继庄传》。

乾、嘉大师之音韵学，全部精力耗在古韵上头。但江慎修的《音学辨微》，讲切韵的地方也不少。戴东原著《转语》二十章，已佚。其自序曰：“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今各从乎声以原其义。声自微而之显，言者未终，闻者已解，辨于口不繁，则耳治不惑。入口始喉下抵唇末，按位以谱之，其为声之大限五，小限各四。于是互相参伍，而声之用盖备矣。……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此书专由声音以究训诂，为戴氏独得之学。后此王氏父子即应用此法，卓著成绩，然固是切韵之学，非古韵之学也。此外则钱竹汀亦极意切韵，考证沿革及新创理解颇多看《十驾斋养新录》卷五。

专门研究古代切韵孙炎至陆法言。当以吾乡先辈陈兰甫先生沣的《切韵考》为绝作。书凡六卷，附外篇三卷，自言：“仆考《切韵》，无一字漏略。盖专门之学必须如此，但恐有武断处，如段茂堂之于《说文》耳。仆为此甚辛苦，若有证误，亦犹亭林先生之古韵，后人因而加密可耳。”《东塾集》卷四《与赵子韶书》其书取《广韵》中所录陆法言《切韵》之反切语如“东，德红切”“同，徒红切”等，综合剖析为科学的研究：“切韵之法，以二字为一字之音，上字与所切之字双声，下字与所切之字叠韵。”原书条例语，见卷一。他把上字——即双声字，分为四十类。他说切韵最要紧是辨清浊引孙愐《唐韵》序后论语。切语上字即清浊所由定，故四十类中复分为清声二十一类，浊声十九类。他说这四十类所用字，“实孙叔然（炎）以来，师师相传以为双声之标目，无异后世之字母”卷六，叶七。我曾用英语拼音印证他的四十类。其发音如d者一，如ch者四，如chi者三，如s者三，如g者一，如k者二，如b者二，如f者二，如ph者一，如y者三，如u者二，如ts者三，如ti者二，如t者二，如uh者二，如p者三，如hs者一，如sh者一，如j者一，如m者一，如qu者一，如I者一，如n者二，如xh者一，共为二十种发音。其重复者，当是从前实有分别而现在已经分不出来如段茂堂所讲的“支”“之”“脂”。汉至唐的发音，大约尽于此了。以上都是说上一字的双声。至于下一字的叠韵，则依《广韵》，以四声为类。我们若用江、段诸人古韵分部为韵的标准，亦得。他于是做成一篇表，分为两卷，“取《广韵》每一音之第一字，以其切语上字声同类者直写之，下字韵同类者横写之，平上去入，相承编排”卷四，叶一。守温以前中国固有的字母及其用法，大略可考见了。

这部书除对于《切韵》本身严密研究发明外，还有附带的价值。他对于切韵学发达的历史，叙述得详赡而有体要。他的外篇有一张表，切韵和守温字母对照，对于守温的长短得失批评得最为公平。

唐以后韵学，专门研究的很少。亭林《唐韵正》以后，像没有几部书也许是我固陋，宋以后更不必说了。依我看，倒是越近越要紧。我们研究这门学问的目的，是要想知道现在中国话的来历。秦汉以前古韵虽讲得甚明，中间已脱去一截了。人的口音，日日转变，古有今无，古无今有的，不知凡几。若能仿钱竹汀研究“古无轻唇音”的法子看《十驾斋养新录》卷五，研究得若干个原则，真是学界之宝！依我想，做这种工作有两条路可走：用《广韵》及《经典释文》之音，和《礼部韵略》《洪武正韵》《佩文韵府》之音，和现在读音逐一比较，此其一。隋、唐以来，翻译佛典盛行，元代和中亚细亚及欧洲皆来往频繁，明中叶以后则欧人东来译语输入，累代所译名词，现在尚有大部分有原语可以对照，从这里面最可以调查出各时代的读音。知道读音之后，便可以求出变化的原则。例如Bhuda，用现在话该译作“布达”，而佛经却译作“佛陀”。因这个“佛”字，我们可以推定唐时还没有F发音。竹汀所谓“古无轻唇音”，至唐犹然。因这个“陀”字，我们可以推定唐时“歌”“麻”不分，或者只有歌韵而无麻韵。又如Gibraltor译作“直布罗陀”明代《职方外纪》译名，我们可以推定明代已有轻唇音，而歌、麻未分。从这方面用心研究，或者有意外收获也未可知，此其二。此外在各家笔记诗集中也许有零碎而可宝的资料。例如苏东坡的双声诗或称口吃诗：“江干孤居高关扃”，“皓鹤下浴红荷湖”。用广东话读起来，前一句都是k发音，后一句都h发音，煞是可笑。当时以此作游戏，可见其发音必同一。用现在北京话读，便是好几个字不同发音了。某种音某时失掉，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法国语h发音已经失掉，许多字头一母为h者都省却不念。我们亦然，原来的h发音多变为ch。拿广东话和北京话比对可见，广东话多唐宋旧音也。我想，这是音韵学的新殖民地，清儒还未有开辟，有志的青年不妨试试。

方言学是音韵学极重要一部门，所以最古的小学家扬雄便注意到他。清儒这方面用力很少。次耕、继庄虽知道注重，但他的成绩如何，今已不可考了。直到章太炎炳麟才特别提倡，太炎是现代音韵学第一人。他的《文始》，由音衍训，直凑单微。他还有一部《新方言》，极有价值。但这件事总算各地方人分担研究，才能得相当资料，恐怕非组织学会不可。

研究方言学主要目的，要发见各地方特别发音的原则。像陈兰甫先生的《广州音说》《东塾集》卷一，把广东话和北京话不同的那几点提出纲领来，才算学者的著述。

三　校注先秦子书及其他古籍

自清初提倡读书好古之风，学者始以通习经史相淬厉，其结果惹起许多古书之复活，内中最重要者为秦汉以前子书之研究。此种工作，颇间接影响于近年思想之变化。次则古史书、地理书等之研究，足以补助文献学的也不少。

关于子书研究的最后目的，当然是要知道这一家学说的全部真相，再下严正的批评。但是，想了解一家学说，最少也要把他书中语句所含意先看得明白。然而这些先秦古书都是二千年前作品，所用的字义和语法多与今不同，骤读去往往不能索解，而且向来注家甚少，或且并没有人注过，不像那几部经书经许多人揣摩烂熟。所以想研究子书，非先有人做一番注释工夫不可。注释必要所注所释确是原文，否则“举烛”“鼠璞”，动成笑话，而真意愈晦。不幸许多古书，展转传抄传刻，讹舛不少，还有累代妄人，凭臆窜改，越发一塌糊涂。所以要想得正确的注释，非先行（或连带着）做一番校勘工夫不可。清儒对于子书（及其他古书）之研究，就顺着这种程序次第发展出来。

注释之学，汉唐以来已经发达的很灿烂。清儒虽加精密，也不能出其范围，所以不必多讲。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他们注释工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为先求基础于校勘，所以我在论次他们所校注的古书以前，先把“前代校勘学的特质”说说。次段所说不限于校勘古子，凡经史等一切校勘都包在内，请注意。

校勘之意义及范围有多种，方法当然随之而异。第一种校勘法，是拿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因为各书多有俗本传刻，因不注意或妄改的结果发生讹舛；得着宋元刻本或精钞本，或旧本虽不可得见，而类书或其他古籍所引有异文，便可两两勘比，是正今谬。这种工作，清初钱遵王曾、何义门焯等人渐渐做起，元和惠氏父子也很用功。乾、嘉以后学者个个都喜欢做。而最专门名家者，莫如卢抱经文弨、顾涧广圻、黄荛圃丕烈，次则卢雅雨见曾、丁叔衢杰、陈仲鱼鳣、吴兔床骞、鲍以文廷博、钱警石泰吉、汪小米远孙、蒋生沐光煦、张叔未廷济、陆存斋心源、缪小山荃荪等。这种工作的代表书籍，则《义门读书记》何焯著、《援鹑堂随笔》姚范著、《群书拾补》卢文弨著、《士礼居题跋》黄丕烈著、《思适斋文集》顾广圻著、《读书丛录》洪颐煊著、《经籍跋文》陈鳣著、《斟补隅录》蒋光煦著、《札迻》孙诒让著、……《雅雨堂丛书》卢见曾刻、《经训堂丛书》毕沅刻、《士礼居丛书》黄丕烈刻、《别下斋丛书》蒋光煦刻、《十万卷楼丛书》陆心源刻……各书所附校勘记及题跋，武英殿版《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及其弟子著等。这种工作的成绩也有高下之分，下等的但能校出“某本作某”，稍细心耐烦的人便可以做；高等的能判断“某本作某是对的”，这便非有相当的学力不可了。这种工作很琐碎，很枯燥无味，非有特别嗜好的人，当然不必再去做它，但往往因一两字的校正，令全段的正确解释。他们费毕生心血留下这点成绩，总值得我们敬服感谢。

第二种校勘法，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之原始的讹误。前文所说第一种法，是凭善本来校正俗本。倘若别无善本，或所谓善本者还有错误，那便无所施其技了。第二种法再进一步，并不靠同书的版本，而在本书或他书找出凭证。这种办法又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本书文句和他书互见的，例如《荀子·劝学篇》前半和《大戴礼记·劝学篇》全同；《韩非子·初见秦篇》，亦见《战国策》；《礼记·月令篇》，亦见《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和《新序》《说苑》，往往有相重之条；乃至《史记》之录《尚书》《战国策》《汉书》之录《史记》。像这类，虽然本书没有别的善本，然和他书的同文，便是本书绝好的校勘资料。例如《荀子·劝学篇》，据《大戴记》可以校出脱句脱字讹字七八处，因此可以推想其他诸篇讹脱也不少，可惜无别部的同文。这种校法虽比第一种已稍繁难，但只需知道这一篇在他书有同文，便可拿来比勘。方法还是和第一种同样。更有第二条路是：并无他书可供比勘，专从本书各篇所用的语法字法注意，或细观一段中前后文义，以意逆志，发见出今本讹误之点。这种例不能遍举，把《读书杂志》等书看一两卷，便知其概。这种工作，非眼光极锐敏、心思极缜密，而品格极方严的人不能做。清儒中最初提倡者为戴东原，而应用得最纯熟矜慎卓著成绩者为高邮王氏父子。这种方法好是好极了，但滥用它，可以生出武断臆改的绝大毛病，所以非其人不可轻信。

第三种校勘法是，发见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它来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第一、第二两种法，对于一两个字或一两句的讹误当然有效。若是全部书抄刻颠倒紊乱，以至不能读，或经后人妄改，全失其真，那么唯一的救济法，只有把现行本未紊未改的部分精密研究，求得这书的著作义例。凡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总有他的义例。但作者自己写定凡例的不多，即有亦不详。然后根据它来裁判全书，不合的便认为讹误。这种办法，例如郦道元《水经注》，旧刻本经文注文混乱的很多；戴东原研究出经注异同的三个公例看下文本书条，把它全部厘正。又如墨子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原书写法和后来刻本写法不同，每条的上下文往往相乱；我著的《墨经校释》，发明“经说首字牒经”之例看下文本书条。也把它全部厘正。又如《说文解字》，经徐铉及别的人增补窜乱，多非许氏之旧；段茂堂、王菉友各自研究出许多通例，也把它全部厘正。此等原属不得已办法，却算极大胆的事业。所研究出的义例对吗，那么拨云雾而见青天，再痛快没有了；不对吗，便是自作聪明，强古人以就我，结果把原书闹得越混乱，堕入宋明人奋臆改书的习气。所以这种方法的危险程度比第二种更大做得好比他成绩亦更大，万不可轻用。段氏的《说文》，还被后人攻击得身无完肤哩！其他可想了。

第四种校勘法是，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前三种法，都是校正后来传刻本之错误，力求还出原书的本来面目，校勘范围总不出于文句的异同和章节段落的位置。然而校勘家不以此自足，更进一步对于原书内容校其阙失。换言之，不是和抄书匠刻书匠算账，乃是和著作者算账。这种校法，也分根据本书、根据他书两种。根据本书者，例如《史记》记战国时事，《六国表》和各世家各列传矛盾之处便不少，便据世家列传校表之误，或据表校世家列传之误。根据他书者，例如《三国志》和《后汉书》，记汉末事各有异同；或据陈校范误，或据范校陈误。又如《元史》最恶劣，据《元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校其误。这种工作，限于史部，经子两部却用不着。这种工作，若把它扩大，便成独立的著述，不能专目为校勘，但目的若专在替一部名著拾遗补阙，则仍属校勘性质。清儒这种工作的代表著述，其遍校多书者，则如钱竹汀《二十二史考异》、王西庄《十七史商榷》之类；其专校一书者，则如梁曜北玉绳《史记志疑》、施研北国祁《金史详校》之类。

以上四种，大概可以包括清儒校勘学了。别有章实斋《校雠通义》里头所讨论，专在书籍的分类簿录法，或者也可以名为第五种。但既与普通所谓校勘不同，故暂不论。

前五种中，前三种算是狭义校勘学，后两种算是广义校勘学。狭义校勘学经清儒一二百年的努力和经验，已造成许多百公认的应用规律，俞荫甫《古书疑义举例》的末三卷，便是这种公例的集大成。欲知此学详细内容，宜一读。此种所举规律，还是专属第一二种，因第三种无一般的规律可言。

清儒之校勘学，应用范围极普遍，本节所举成绩，专重先秦诸子及几部重要古籍，其正经正史等已详彼部，此不多述。

凡校勘诸子多带着注释，所以下文论列各书，校释杂举，不复细分。

校释诸子（或其他古籍）之书，荟萃成编最有价值者：其一，为卢抱经之《群书拾补》。抱经所校各书，有多种已将新校本刻出其目大概都见下文；剩下未刻者，有许多校语批在书眉，把它汇成此书。大率用第一种校法为多，用第二种者亦间有；其二，为王石臞之《读书杂志》，所校为《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共九种，末附以《汉隶拾遗》。石臞应用第二种校法为最精最慎，随校随释，妙解环生，实为斯学第一流作品；其三，为俞荫甫之《诸子平议》，所校为管、晏、老、墨、荀、列、庄、商、韩、吕、董、贾、淮南、扬，共十五种。荫甫私淑石臞父子，刻意模仿。《群经平议》模仿《经义述闻》《诸子平议》模仿《读书杂志》。但他并非蹈袭，乃应用王家的方法，补其所未及，所以这部书很足以上配石臞。

以下把他们校释过的书分部叙论。

1.《荀子》

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两大师，唐以前率皆并称。至宋儒，将《孟子》提升为经，而《荀子》以“异端”见斥。其书黤昧了七八百年了。乾隆间汪容甫著《荀卿子通论》《荀卿子年表》俱见《述学·内篇》，于是荀子书复活，渐成为清代显学。其书旧注只有唐杨倞一家，尚称简絜，而疏略亦不少。刻本复有讹夺。容甫盖校正多条，然未成专书。专书自谢金圃墉、卢抱经之合校本始，今浙刻《二十二子》本所采是也。书中列辑校名氏除卢、谢外，尚有容甫及段茂堂、吴兔床、赵敬夫（曦明）、朱文游（奂）五人。此本虽谢卢并名，然校释殆皆出抱经。谢序云：“援引校雠，悉出抱经，参互考证，遂得葳事。”然则此书实卢校而谢刻耳。在咸同以前，洵为最善之本。卢校出后，顾涧复校所得宋本，续校若干条，为《荀子异同》一卷，附辑《荀子佚文》。郝兰皋亦为《荀子补注》一卷，刘端临台拱为《荀子补注》一卷，陈硕甫奂为《荀子异同》，陈观楼昌齐《荀子正误》，卷数俱未详，皆有所发明。而王石臞《读荀子杂志》八卷较晚出，精辟无伦，诸家之说时亦甄采。唯陈观楼似未见采（？）。观楼极为石臞所推。其书已佚，可惜也。次则俞荫甫《荀子平议》四卷，体例同石臞。自顾郝至王、俞，皆条释别行，不附本书。最后乃有王益吾先谦著《荀子集解》二十卷，自杨倞至清儒诸家说网罗无遗，而间下己意，亦多善解。计对于此书下工夫整理的凡十五家，所得结果令我们十分满意。

2.《墨子》

战国时儒墨同称显学。汉后墨学之废既二千年了，郑樵《通志·艺文略》载有乐台注，久佚。乾隆四十一二年间，汪容甫最初治此学，有校本及《表微》一卷，今不传见《述学·墨子叙》及《后叙》。而卢抱经、孙渊如、毕秋帆同时治之。秋帆集其成为《墨子注》十六卷，以乾隆四十八年成，今《经训堂丛书》本是也浙刻《二十二子》本采之。毕注前无所承，其功盖等于茂堂之注《说文》。秋帆自序称“卢、孙互校此书，略有端绪，沅始集其成。……”大约渊如自有校本，而秋帆所校，则抱经相助为多。又渊如为毕注作叙，称翁覃溪（方纲）亦有校本，但毕序未及之。其后顾涧又据道藏本重校写定一通，专务是正文字；继则王石臞摘条校注，为《读墨子杂志》六卷，俞荫甫著《墨子平议》三卷，苏爻山时学著《墨子刊误》若干卷。爻山，广西藤县人。不闻有他种著作。此书陈兰甫先生为之序，称其“正讹字、改错简，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东塾集》卷三）孙仲容已采其说入《间诂》，不知原书今尚存否。而洪筠轩颐煊、戴子高望，亦各有所校释。据孙氏《间诂·序》所称。其书吾皆未见。洪著殆指散见《读书丛录》中者。至光绪间十九年癸巳刻成，孙仲容诒让“覃思十年”原序语，集诸家说，断以己所心得，成《墨子间诂》十四卷；复辑《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旧叙》，合为附录一卷；复撰《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各一篇，合为《墨子后语》二卷。俞荫甫序之，谓其“整纷剔蠹，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诚哉然也！大抵毕注仅据善本雠正即吾所谓第一种校勘法，略释古训；苏氏始大胆刊正错简；仲容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然非承卢、毕、孙、王、苏、俞之后，恐亦未易得此也。仲容于《修身》《亲士》《所染》诸篇，能辨其伪，则眼光远出诸家上了。其《附录》及《后语》，考订流别，精密闳通，尤为向来读子书者所未有。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此书初用活字版印成，承仲容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三岁耳。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自此书导之，附记志感。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第一也。

同时有王壬秋亦为《墨子注》，鲜所发明，而轻议卢、毕所校，斥为“浅率陋略”，徒自增其妄而已。唯对于《经说》四篇，颇有新解，是其一节之长。他又将《大取》篇分出一半，别自为篇，名为《语经》，可谓大胆已极。要之，壬秋颇有小慧而学无本原，学问已成的人，读他的书有时可以助理解，初学则以不读为妙。

《墨子》七十一篇中，最宏深而最难读者，莫如《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之六篇。晋鲁胜曾为《墨辩注》，惜久佚。《隋书·经籍志》已不著录，其叙仅见《晋书·隐逸传》。毕注于他篇虽多疏略，然尚有所发明，独此六篇，则自称“不能句读”。唯彼据《经》上篇有“读此书旁行”一语，于篇末别为《新考定经上篇》分上下两行横列。最初发见此经旧本写法，不能不算毕氏功劳。其后丁小雅杰、许周生宗彦，皆提出《经说》四篇特别研究，今皆不传见孙志祖《读书脞录》。次则张皋文作《墨经说解》二卷，用鲁胜“引说就经”之例，将四篇逐条拆开，互相比附，眉目朗然，这是张氏功劳。自毕秋帆与孙渊如函札往复，已发见此四篇多言名学看毕注本《经上篇》后孙星衍跋语。而邹特夫伯奇则言《墨子》中有算术，有光学，有重学，以告陈兰甫，而著其说于所著《学计一得》中。自是《墨经》内容之丰富，益为学界所注视。孙氏《间诂》，于他篇诠释殆已十得八九，独此四篇者，所释虽较孙、张稍进步，然遗义及误解仍极多。章太炎炳麟《国故论衡》中有《原名》《明见》诸篇，始引西方名学及心理学解《墨经》，其精绝处往往惊心动魄。而胡适之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唯《墨辩》一篇最精心结撰，发明实多。适之又著《小取篇新诂》，亦主于以西方名学相引证。我自己也将十来年随时札记的写定一篇，名曰《墨经校释》，其间武断失解处诚不少，然亦像有一部分可供参考。其后有栾调甫著《读梁任公（墨经校释）》，虽寥寥仅十数条，然有卓识，明于条贯，其最大发明，在能辨墨学与惠施一派名学之异同。最近则章行严士钊常为讨论《墨经》之短文，时有创获。而伍非百著《墨辩解故》，从哲学科学上树一新观察点，将全部《墨经》为系统的组织，吾虽未细读其书，然颇信其为斯学一大创作也。盖最近数年间，《墨经》诸篇为研究墨学之中心，附庸蔚成大国，不久恐此诸篇将发挥无余蕴，墨学全部复活了。

3.《管子》

《管子》旧有尹知章注，讹题为房玄龄。其注颇浅陋，明刘绩颇有纠正，亦得失参半。嘉庆初，王石臞、伯申父子初校此书，时与孙渊如商榷。渊如亦自有所校，而以稿属洪筠轩颐煊。筠轩采孙、王校删其重复，附以己说，成《管子义证》八卷嘉庆十七年成。其后石臞又续有所校。更采及洪书，成《读管子杂志》二十四卷，凡六百四十余条嘉庆二十四年成，在全部《读书杂志》中，此种卷帙最浩博了。同、光间则戴子高望的《管子校正》二十六卷，俞荫甫的《管子平议》六卷，同时先后成书。这几部校释本都算很有价值。有丁士涵者，陈硕甫门人，著《管子案》四卷。硕甫手定义例，且助其搜辑。但其书不见传本，想未刻耶？但《管子》古文古训太多，错字错简亦不少，又其中关于理财一部分之文，尤多特别术语，索解为难，今后若有好学之士，能采集以上各本，更悉心研究补其所未及，别成《管子集解》，庶几本书渐渐可读了。

《弟子职》为《管子》中一篇，清儒多提出专释。庄保琛述祖有《集解》，洪稚存亮吉有《笺释》，王菉友筠有《正音》，各一卷。

4.《韩非子》

《韩非子》未大经整理，现行最佳者为吴山尊鼒之仿宋乾道本。有顾涧《识误》三卷。此外则卢氏《群书拾补》所考证，仅一卷；王氏《读书杂志》仅十四条；俞氏《平议》亦仅一卷；孙仲容《札迻》中若干条。此外则更无闻（？）。近王慧英先慎有《韩非子集解》二十卷，荟集众说，较称善本，但比诸乃兄之《荀子集解》差多了。因此书先辈遗说可凭借者不如《荀子》之多，而先慎学识又凡庸也。所以这部书还希望有人重新整理才好。尝见日本人宫内鹿川所著《韩非子讲义》，校勘讹错者不少，但未注明所据以校者为何本。他说别有《韩非子考异》一书。惜未得见。

5.《老子》《庄子》《列子》

这三部书，清儒没有大用过工夫。卢氏《拾补》，《老》、《庄》无，有《列》一卷；王氏《杂志》，则《老》四条，《庄》三十五条，《列》无有；俞氏《平议》则《老》《列》各一卷，《庄》三卷。其他笺释者殆不见。其校本稍可观者，则《老子》有毕秋帆之《老子道德经考异》二卷，用唐傅奕本校通行伪河上公注本，间下训释。《列子》有任幼植大椿、汪苏潭继培校张湛注本，有秦敦夫恩复校卢重元注本。《庄子》除明世德堂本，别无新校本。

《庄子》郭注剽自向秀，实两晋玄谈之渊薮。后此治此学者，罕能加其上。清儒于此种空谈名理之业，既非所嗜，益非所长，故新注无足述者。王益吾亦有《庄子集解》，比诸所解《荀子》相去霄壤了。郭盂纯庆藩的《庄子集释》，用注疏体，具录郭注及陆氏《经典释文》，而搜集晋唐人逸注及清儒卢、王诸家之是正文字者，间附案语，以为之疏，在现行《庄子》诸注释书中算最好了。马通伯（其昶）的《庄子故》亦颇简明。

章太炎的《齐物论释》，是他生平极用心的著作，专引佛家法相宗学说比附庄旨，可谓石破天惊。至于是否即《庄子》原意，只好凭各人领会罢。

6.《晏子春秋》

此书依我看纯属伪书，没有费力校释的价值。但清儒多信为真，卢、王、俞各有校释王二卷，俞一卷。毕氏经训堂本，依明沈启南本重校，又从《太平御览》补辑末章所缺；秋帆自为《音义》二卷，用力颇勤，就本书论，也算善本了。

7.《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有汉高诱注，先秦诸子中注家，此其最古。现行最善者为毕氏经训堂本，盖据元大字本精校，卢抱经实董其事。此后梁曜北玉绳有《吕子校补》二卷，陈观楼昌齐有《吕氏春秋正误》二卷，俞荫甫有《吕氏春秋平议》三卷王氏《杂志》有三十八条，皆出毕本后。此书还很有整理余地，我盼望有一本新的《吕氏春秋集解》出来。

以上几部子书——都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著录的——就清儒整理成绩之高下我所认为的为次第。其他没有经过什么校释工夫者——如平津馆本之《商君书》，守山阁本之《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等，虽间附有校勘记或辑佚文，但其细已甚，故不论列。又久佚重辑之本——如《尸子》等，归入辑佚条。又确知其为伪书——如《鬼谷子》《关尹子》等，虽有校释，亦从摒弃。

“诸子略”以外之先秦古书，曾经整理者如下。

8.《逸周书》

《逸周书》七十一篇，见《汉志》，或以为孔子删《书》所余者。信否且勿论，要之总算先秦一部古书，殆不容疑。旧注为晋孔晁著，亦算得一部古注。清乾嘉间校理此书者有惠定宇、沈果堂彤、赵敬夫曦明、张芑田坦、段茂堂、沈朗仲景熊、梁曜北、梁处素履绳、陈省衷雷等俱见卢本校目。而卢抱经集诸家说写定重刻，即抱经堂本是。其后王石臞、洪筠轩各有所释《读逸周书杂志》四卷，居王书之首。道光间，则陈逢衡著《逸周书补注》二十四卷道光五年刻成，朱亮甫右曾著《周书集训校释》十卷道光二十六年成。陈著翔实明畅，可为此书最善读本。朱著稍晚出，盖未见陈著，但亦有所发明。又有丁宗洛《逸周书管笺》十六卷，未见。丁与朱同治此书，见朱自序。

9.《国语》

《国语》韦昭注为汉注古书之一，现行者以士礼居仿宋刻本为最善。由黄荛圃、顾涧合校，附校勘记。其专门校注之书，则汪小米远孙有《国语三君注辑存》四卷、《国语考异》四卷、《国语发正》二十一卷，已疏证无遗义。昔人称《国语》为“春秋外传”，而清儒整理之勤，实视《左传》所谓《内传》有过之无不及也。若有人荟萃诸家作一新的“国语集解”，便更好了。

10.《战国策》

《战国策》高诱注，价值等于韦注《国语》。士礼居仿宋本，亦黄、顾合校，有校勘记，与《国语》可称“姊妹书”。校而兼释者则有王石臞《读战国策杂志》三卷。

战国为我国文化史极重要时代，而史料最缺乏，所存唯《国策》一书，又半属“纵横家言”，难据为信史，学者所最苦痛也。于是，有将此书为局部分析的研究者，则程春海恩泽《国策地名考》二十卷，极博洽翔实。张翰风（琦）的《战国策释地》二卷，目的亦同程书，但远不逮其博赡。而林鉴塘春溥之《战国纪年》六卷，考证详慎，校正《通鉴》之误不少。林氏《竹柏山房十一种》中，此书最有价值。

11.《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互见辨伪、辑佚两章）

《竹书纪年》，乃晋太康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魏安厘王冢中所得，当时学者荀勖、束皙、王接、和峤、卫恒、王庭坚、挚虞、谢衡相与讨论辩难，学者起一极有趣味之波澜，其始末具见《晋书》束皙、王接、卫恒诸传，及杜预《左传后序》、和峤《穆天子传序》。但其书已佚于两宋之际。今本《纪年》二卷，乃元明人搜辑，复杂采《史记》《通鉴外纪》《路史》诸书而成。清儒嗜古，研究此书者极盛，大约可以分四派：一、并汲冢原书亦指为晋人伪撰者钱大昕、王鸣盛等。二、并今本亦信为真者徐文靖等。三、以古本为真、今本为伪者郝懿行、章学诚、朱右曾、王国维等。四、虽不认今本为真，然认为全部皆从古本辑出者洪颐煊、陈逢衡、林春溥等。我个人的意见，则完全主张第三派。

关于此书的著述，据我所知者，有徐位山文靖之《竹书纪年统笺》、有孙晴川之騄之《考定竹书纪年》，有董塈之丰垣之《竹书纪年辨证》，有雷瞻叔学淇之《考订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义证》，有洪筠轩之《校正竹书纪年》，有武授堂亿之《竹书纪年补注》，有郝兰皋之《竹书纪年校正》，有陈逢衡之《竹书纪年笺证》《集证》凡例中称张宗泰有《校补纪年》，陈诗有《纪年集注》，赵绍祖有《纪年校补》，韩怡有《纪年辨正》，郑环有《竹书考证》，皆未见，有朱亮甫之《汲冢纪年存真》，有林鉴塘《竹书纪年补证》，有董觉轩沛之《竹书纪年拾遗》，有王静安国维之《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我所曾读者徐、洪、陈、林、王五家。徐氏《统笺》为治斯学之嚆矢，然书成于康熙间，考证学未兴，故所笺驳杂无义法，徒为伪书助焰。洪氏《校正》，林氏《补证》，皆颇洁净，而识断尚欠精择。陈氏《集证》，积十年之功乃成，浩博详赡书凡五十卷。卷首《集说》一篇，叙原来历及前人批评，搜罗至博，足为治此学之最好资料。唯调停古今本，时复进退失据。王氏《辑校》《疏证》二书最晚出、最谨严，但未及疏注。学者据王著以求汲冢真面目，据陈著以解释此书内容，则这书可以全部弄明白了。

《穆天子传》与《纪年》同出汲冢，其真伪有连带关系，信古本《纪年》者则亦信之。其书出郭璞注，洪筠轩尝据诸本精校，自是此书始可读。而丁益甫谦作《穆天子传地理考证》，笃信欧洲少数学者所倡中国人种西来之说，而援本传为证。其所比附往往新奇可喜，是否真相，则更俟论定耳。

12.《山海经》

《山海经》有汉郡县名，其书或出汉人手，最少亦经汉人窜附，盖无可疑。然其中大部分含神话性质，盖自先秦传来，应认为我族最古之半小说体的地理书。书有郭璞注，与所注《尔雅》，同为后世所重。清儒初治此者，有吴志伊任臣《山海经广注》，然滥引《路史》及六朝唐宋人诗文，以至晚明恶劣类书，殊无义法。乾隆末毕秋帆始为《山海经新校注》，一考正篇目，二考正文字，三考正山名水道。自言历五年乃成，盖其生平得意之作。有孙渊如后序，自言曾为《山海经音义》，见毕书乃自毁其稿。其后郝兰皋为《山海经笺疏》，与其《尔雅义疏》，同为郭注功臣。

13.《孙子》《吴子》《司马法》

前三书为最古之兵家言，《汉志》以冠“兵书略”。今传本唯《孙子》尚可信，余二书恐出汉人依托，但亦一古籍矣。孙渊如有精校本，刻于平津馆。其自序言属顾涧作《音义》，未知成否？

14.《周髀算经》

此书为最古之算学书。是否必出先秦，则不敢断言。戴东原有精校本，为戴校《算经十书》之首。

15.《黄帝内经素问》

此书为最古之医学书，殆出汉人手，而清儒皆以为先秦旧籍。钱锡之熙祚有精校本，胡荄甫澍又有《内经校义》。

以下叙述清儒对于汉以后要籍之校释事业。

16.《淮南子》

《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有东汉高诱注，亦注家最善者；许慎亦尝注之，今劖入高注本。清儒首治此书者为庄伯鸿逵吉，当乾隆末，用道藏本校俗本，而以案语申己见，虽名校实兼注也。浙刻《二十二子》所采即此本。自庄书出，而诵习本书者认为唯一之善本，盖百余年。然同时卢抱经别有拾校。嘉庆间则王石臞、伯申父子之《读淮南内篇杂志》二十二卷出，亦以道藏本为主，参以群书所引，订正俗本九百余条；书既成，而顾涧以所得宋本新校各条示之，伯申得辑为《补遗》一卷。同时陈观楼昌齐著《淮南子正误》十二卷，石臞亟称之，见石臞集中《赐书搂集序》。此书在《赐书楼丛书》中，吾未见。又胡澍有《淮南子校义》，亦未见。又刘端临台拱、王南陔绍兰亦有断片的发明。在晚清则有俞荫甫《淮南内篇平议》四卷，有陶子珍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若干卷，而孙仲容亦间有札记。经诸家校理之后，书中微文奥义盖已什得八九。最近则刘叔雅文典著《淮南鸿烈集解》二十一卷民国13年刻成，博采先辈之说刘端临、陈观楼、胡荄甫之书皆未见征引，参以己所心得，又从《御览》《〈选〉注》等书采辑佚文佚注甚备，价值足与王氏《荀子集解》相埒。

《淮南》单篇之训释，则有钱溉亭塘之《淮南天文训补注》，以高诱不通天文学，所注多疏舛，故补正之。

17.《尚书大传》（互见辑佚）

《尚书大传》为汉初第一位经师伏生所著，而汉末第一位经师郑玄为之注，固宜为治经者所重。然其书自宋时已残缺，至明遂亡。清儒先后搜辑，则有仁和孙氏之騄本，德州卢氏见曾本，曲阜孔氏广森本。孔本较善，然讹漏犹不免。嘉道间陈左海寿祺更辑校为三卷，附辨讹一卷，又加案语甚多，此书始渐可读。光绪间皮鹿门锡瑞《尚书大传疏证》七卷，所辑又增于陈氏，而其疏释专采西汉今文经说，家法谨严。

18.《韩诗外传》

韩氏为西汉今文三家诗之一。其《诗内传》四卷，《诗故》三十六卷，《诗说》四十一卷，久亡。存者唯《外传》六卷，乾隆前通行本以毛刻最善，然讹脱亦不少。卢抱经曾有校本，未泐专书。其门人赵亿孙怀玉于乾隆五十二年成新校本；明年周霁原廷寀复有校注本；吴棠汇合赵、周二本刻行，此书遂易读了。

19.《春秋繁露》

董子《春秋繁露》为西汉儒家言第一要籍，不独《公羊》学之宝典而已。其书宋时已有四刻，多寡不同，楼钥校正，始为定本。然明代所翻楼本，又讹脱百出。乾隆开四库馆，乃取《永乐大典》中楼本详校补一千一百余字，删一百十余字，改字一千八百二十余字。《提要》所谓：“海内不见完本三四百年……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三十八年校订进。越十二年，卢抱经依聚珍版所刻四库本重校，间下案释，是为抱经堂本浙刻《二十二子》采此本。《繁露》正文，此为最善本了。原书向无专注，嘉庆间二十年，凌晓楼曙创为《春秋繁露注》十七卷。晓楼传庄、刘之学，谙熟《公羊》家法，故所注独出冠时，与段氏《说文》同功矣。《畿辅丛书》所刻凌注本，每卷有张驹贤校正，所校将二百条，亦凌氏功臣也。其后魏默深源有《董子春秋发微》七卷，原书未见，《古微堂集》有序及目录。吾师康长素先生有《春秋董氏学》八卷，皆析擘原书，分类以释微言大义，非笺注体。最近则苏厚庵舆著《春秋繁露义证》十七卷，精审又驾凌注之上了。

20.《列女传》附《新序》《说苑》

刘向《列女传》为现存最古之传记书，清代为之注者有王照圆郝懿行妻、梁端汪远孙妻两家，而王石臞、伯申父子及王南陔亦各有条校。

刘向《新序》《说苑》，今所行皆旧本。陈左海各有新校本，未刊。

21.《法言》《太玄》

扬雄这两部书，本没有什么价值，但因属西汉人书，所以“过而存之”。《法言》李轨注，有徐新田养原校本。而俞氏《诸子平议》，两书亦各占一卷。

22.《潜夫论》《盐铁论》附《论衡》

王符《潜夫论》，俗本讹夺至不可读。汪苏潭继培据元刻及他书所引校正甚多，又依采经书，疏证事辞，为《潜夫论笺》十卷。此书自是始可读。

桓宽《盐铁论》专记汉代民献议政一场公案。昭帝始元六年，诏丞相、御史大夫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贤良文学请罢盐铁酒榷，昭帝从之。此书即记当时代表政府之丞相等，与代表民意之贤良等，两造辩论语。实历史上最有关系最有趣味的一部书。今通行者明张氏本，篇第字句，割裂增易不少。卢抱经尝以《永乐大典》本及他本是正若干条。其后阳城张氏有重刻本，顾涧为作《考证》三卷。今本题张敦仁著，实顾代作，见《思适斋集》九。汪苏潭笺《潜夫》后，拟续治此书，未成而卒见《潜夫论笺》王绍兰序。王益吾复刻张本，将卢、顾所校散入正文；又以所自校，别为《小识》一卷。而俞荫甫、孙仲容亦各有所校。自是此书渐可读。最近门人杨遇夫树达创为《盐铁论校注》若干卷，算是本书空前作品了。

王充《论衡》实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卢、王皆未校及。俞荫甫、孙仲容所校，约数十条。蒋生沐光煦从元刻本校补今本脱文三百余字。但全书应加董治之处尚不少，我很盼好学之士能做这件工作。

23.《白虎通义》《五经异义》附《风俗通》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诏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实学术上一种公开讨论。《白虎通义》即记其讨论结果也。此书旧唯《汉魏丛书》本最通行。乾隆间，庄葆琛始有校本，且厘定目录，搜辑阙文；卢抱经续校订，为今抱经堂本。卷首列旧校名氏，除葆琛外，尚有赵曦明、秦黉、梁同书、孙志祖、周广业、吴骞、朱型、梁履绳、汪绳祖等。道光间陈卓人著《白虎通疏证》十二卷。卓人本受《公羊》学及礼学于凌晓楼，此书实足与凌注《繁露》并美。

《五经异议》，为许慎撰、郑玄驳，东汉两大经师精力所集也。《隋志》著录十卷，宋时已佚；清四库馆始有辑本。次则庄葆琛、钱晦之大昭、孔丛伯广林续辑。最后则陈左海续辑，详为笺注，成《五经异义疏证》三卷。此书遂复活。

应劭《风俗通义》亦汉人一名著。清儒整理尚少，唯卢氏《群书拾补》中有条校及补遗。其后张介侯澍则有《补风俗通姓氏篇》一卷。我盼望有人对于此书再做一番工作。

24.《越绝书》《华阳国志》

汉袁康《越绝书》，有价值的记载颇不少，例如分古代所用兵器为用石、用铜、用铁三时代。惜刻本讹舛极多。卢抱经有校本，未刻，其略仅见孙仲容《籀述林》中。

晋常璩《华阳国志》，为方志之祖，其书有义法，有条贯，卓然著作之林。唯通行明刻本缺两卷。他刻虽补足，而讹舛殆不可读。嘉庆间廖氏刻本，乃顾涧据宋元丰吕氏、嘉泰李氏两本精校，自此始有善本。

25.《抱朴子》

以汉以后方士家言附会先秦道家，始于晋葛洪《抱朴子》，实学术嬗变一关键也。此书乾隆前无善本，自孙渊如据《道藏》本精校，卢抱经、顾涧复参合诸本助之，重刻平津馆本，自是此书可读。

26.《水经注》

汉桑钦《水经》北魏郦道元注，为现存最古之地理书。乾隆以前唯明朱谋玮笺称最善，顾亭林所谓“有明一部书”也。然而讹舛已不一而足。后项骃复刻，掩为己有，又多删削，书愈不可读。赵、戴等皆校朱书，然杨星吾谓其皆未见朱氏原本。入清，考古学勃兴，此书大为世所重。据赵东潜所述，则有钱遵王曾、黄梨洲、孙潜夫潜、顾亭林、顾景范、阎百诗、黄子鸿仪、刘继庄、胡朏明、姜西溟宸英、何义门焯、沈绎旃炳巽、杭大宗、齐次风召南诸本。由中二顾、阎、胡，皆于自著书史征引诠解，并非专校原书。梨洲则删去注文中无豫《水经》者，欲复唐李氏删《水经》十卷之旧，又自为《今水经》，盖有所不慊于郦氏。子鸿则依郦注，每卷各写一图，是为作图之始。继庄则欲作《水经注疏》，而未就，发其义例于《广阳杂记》中。自余诸家，皆依通行朱本各自签校。此乾隆以前斯学大略形势也。

乾隆中叶赵东潜一清、戴东原震、全谢山祖望同时治此书，其著作先后发表。东原在四库馆，实手校此书，校成首由聚珍版印行，自是郦氏本来面目，厘然大明，学者称快。然而三家精诣，同符者十而七八，于是发生蹈袭问题——即著述家道德问题。三家子弟及乡里后学各有所袒，成为近百年来学界一桩公案，至今未决。今略述其真相如下。

谢山自其先代三世治此书，有双韭山房旧校本。谢山曾七度手校，集中有五校本题词，自订《双韭山房书目》，有《七校水经注》四十卷赵本卷首亦引全氏七校本，盖全部于乾隆十七年在粤写定。然卒后遗著散佚，将越百年，其同里后学王艧轩始厘正其稿；又数十年，至光绪十四年薛叔耘福成徇董觉轩沛之请始刻之，今宁波崇实书院本是也。故全书最先成而最晚出。

东潜为赵谷林子，梨洲再传，其学盖有所受；又与谢山为挚友，日夕商榷，其书成于乾隆十九年有自序。四库馆开，采以进，被著录，然未有刻本行世。乾隆五十一年，毕秋帆从东潜子载元索得原稿，刊之于开封，赵书始显。

东原治此书，始于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七年刊于浙东，未及四之一，而被召入四库馆。在馆中据《永乐大典》本校此书，明年成，以聚珍版印行；复自理旧业，成书四十卷，以三十九年刊行，即孔氏微波榭本是也。故戴书最晚成，而最先出。

因此纠缠出许多问题。其一，为赵戴问题，卢抱经谓梁曜北、处素兄弟校刊赵书，参取东原书为之。梁氏兄弟，仁和人，为东潜同里后辈，毕刊赵书由彼校定。东原弟子段茂堂因移书曜北诘问看《经韵楼集·与梁曜北书》。梁氏《清白士集》中未有答书，不知是否惭伏；然张石舟、魏默深，则谓赵书未刊以前，先收入《四库全书》，今刊本与四库本无二，明非梁氏勦戴改作，实为戴在四库馆先睹预窃之明证。看徐时栋《烟屿楼集·记杭堇浦》篇。又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四，又薛刻全校本董沛著例言，又杨守敬著《水经注疏要删·凡例》。但据段茂堂说，戴未入四库馆以前，曾以所著示纪晓岚、钱竹汀、姚姬传及茂堂，皆录有副本看段著《东原年谱》。似此，则戴非勦赵又甚明。

其二，为赵全问题。赵、全本至交，相约共治此学。全为赵书作序，赵书引全说不一而足，两书同符十九，本无嫌疑。然张石舟则谓东潜子宦于鄂，毕秋帆时为鄂督索观旧稿时，以巨资购谢山本以应看全本例言。此说若信，则现行赵本实勦全。而林赜山则斥现行全本为伪出，谓不唯袭赵，兼又袭戴，疑出王艧轩辈手看王先谦合校本序录，及杨氏《注疏要删·凡例》。

吾今试平亭此狱。三君皆好学深思，治此书各数十年，所根据资料又大略相同。东原谓从《永乐大典》本校正。据后人所考证，则戴本与《大典》不合者正多，然则其精思独得，非尽有依据也。谢山首与李穆堂钞《大典》，然所钞仅及平韵。《水经注》收入上声“水”字，是在万一千卷以外，故谢山不及见。东潜未入翰林，更无从见矣。故《大典》本非三家所据。则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并非不可能之事。东原覃精既久，入馆后睹赵著先得我心，即便采用，当属事实。其所校本属官书，不一一称引赵名，亦体例宜尔。此不足为戴病也。赵氏子弟承制府垂盼，欲益荣其亲；曜北兄弟以同里后学董其事，亦欲令赵书尽美无复加；赵、全本世交，则购采全稿润益之；时戴本既出，则亦从而撷采；凡此恐皆属事实。全氏本为斯学开山之祖，然赵、戴本既盛行，全本乃黤没百余年。其同里后学王、董辈深为不平，及得遗稿，亦欲表章之使尽美，其间不免采彼两本，以附益其所未备，恐亦属事实。要而论之，三家书皆不免互相勦，而皆不足为深病。三家门下，各尊其先辈，务欲使天下之美，尽归于我所崇敬之人；攘臂迭争，甚无谓也。

上所记繁而不杀，诚非本书篇幅所许。但此事实清代学一大公案，可以见一时风气之小影，亦治史者所宜知，故论列如上。

以下略评三家特点：

戴氏治学，精锐无前，最能发明原则，以我驭书。《水经注》旧本，经、注混淆不可读。戴氏发见经、注分别三例：一、经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更举水名；注则详及所纳群川，更端屡举。二、各水所经州县，经但云“某县”；注则年代既更，旧县或湮或移，故常称“某故城”。三、经例云“过”，注例云“迳”看段氏《东原年谱》。此三例，戴氏所独创，发蒙振落。其他小节，或袭赵氏，不足为轻重。

全、赵比肩共学，所得原不以自私，故从同者滋多。赵本博引清初诸说，辨证最详晰，非戴所及；且凡引他说皆著所出，体例亦严。全氏分别注有大小——注中有注，是其特识，余与赵氏同之。

三家以前诸校本，吾皆未见。唯谢山最服沈绎旃，谓“其校定此书几三十载，最能抉摘善长（郦道元）之疏略”五校本题词，当是最佳之作。

以后诸校本，则毕秋帆、孙渊如各有成书，然两君皆非地学专家，似无足以增益三家者。道咸以后，则有沈钦韩文起《水经注疏证》、汪梅村士铎著《水经注提纲》《水经注释文》，皆未刊，不审内容如何。汪复有《水经注图》，胡文忠为刻之，则续黄子鸿之绪而补其逸也。

陈兰甫先生沣以郦氏当时，滇黔之地沦于爨谢，故注记东北诸水详而确，西南则略而讹，乃为《水经注西南诸水考》补而纠之，在本书诸家著作中最为别裁。但先生于西南诸水亦未经实测，恐不能多优于郦氏也。

王益吾为合校本，以聚珍版（即戴本）及赵本为主，参以诸家，虽无新发明，而最便学者。王氏所著书大率如此。但进孙渊如绌全，不无遗议。

最后有杨惺吾守敬为《水经注疏》八十卷，以无力全刻，乃节为《要删》若干卷。其书颇为朱谋玮讼直，而不肯作赵、戴舆台，谓：“此书为郦氏原误者十之一二，为传刻之误者十之四五，为赵戴改订及误者亦十之二三。”凡例语此亦乾嘉以来一反动也。

吾向未治此学，不敢以门外汉评各家得失，但述此学经过状况如前。治之者多，故叙述不避词费。唯此书值得如此用功与否，实一问题。以吾观之，地理不经实测，总是纸上空谈，清儒并力治《水经注》，适以表现清代地学内容之贫乏而已。

27.《颜氏家训》

隋颜之推《家训》，为现存六朝人著述中最有价值者。旧本讹脱不少。乾隆间赵敬夫曦明为之注，而卢抱经校补之，自是此书有善本。

28.《经典释文》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为治训诂音韵者所宗，而除散在诸经注疏之外，单行本殆绝。卢抱经将《通志堂经解》本细校重雕，附《考证》三十卷，自是此书有善本。

29.《大唐西域记》《慈恩法师传》

唐僧玄奘归自印度，综其行历著《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其弟子彦悰为之笺。慧立亦奘弟子，为奘作传，曰《大唐慈恩法师传》十卷。此二书实世界的著作，近今欧洲各国咸有译注，而本国治之者阙如。最近有丁益甫谦著《大唐西域记考证》，引据各史外国传，旁采西人地理家言，实此书之筚路蓝缕也。《慈恩传》则有最近支那内学院所刻精校本，除校字外，颇引他书记载有异同者校出若干条，在现行本中总算精善。但此二书之整理，尚有待于将来。

30.《困学纪闻》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为清代考证学先导，故清儒甚重之。阎百诗、何义门、全谢山皆为作注，而翁载青元圻集其大成。一宋人书而注之者四家，其尊尚几等古子矣。

上所举三十几种书，专注重校勘的成绩，而注释则其副产也。书以属于秦汉以前子部者为多，而古史传之类间附焉。不及群经者，经书累代承习者众，讹错较少。其有异文校雠，率附见诸家注疏中，不为专业也。诸史之刊误纠谬补遗等，属于吾所谓第四种校勘，别于史学章述其成绩，此不更赘。

其他古书曾经各家校勘而未有重刻本者，不能具举。今将几部最精善之校勘家著作，列其所校书目供参考：

卢抱经《群书拾补》：《五经正义表》《易经注疏》《周易略例》《尚书注疏》《春秋左传注疏》《礼记注疏》《仪礼注疏》《吕氏读诗记》《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续汉书志注补》《晋书》《魏书》《宋史孝宗纪》《金史》《资治通鉴序》《文献通考经籍》《史通》《新唐书纠缪》《山海经图赞》《水经序》《盐铁论》《新序》《说苑》《申鉴》《列子张湛注》《韩非子》《晏子春秋》《风俗通义》《刘昼新论》《潜虚》《春渚纪闻》《啸堂集古录》《鲍照集》《韦苏州集》《元微之集》《白氏长庆集》《林和靖集》

王石臞《读书杂志》：《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汉隶拾遗》《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子》《法言》《楚辞》《文选》

蒋生沐《斠补隅录》：《尚书全解》《尔雅》《续通鉴》《东汉会要》《吴越春秋》《钱塘遗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管子》《荀子》《意林》《酉阳杂俎》《唐摭言》《芦浦笔记》《陈后山集》

俞荫甫《诸子平议》《读书余录》：《管子》《晏子春秋》《老子》《墨子》《荀子》《列子》《庄子》《商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董子春秋繁露》《贾子》《淮南子内经》《杨子太玄经》《杨子法言》《内经素问》《鬼谷子》《新语》《说苑》

孙仲容《札迻》：《易乾凿度郑康成注》《易稽览图郑注》《易通卦验郑注》《易是类谋某氏注》《易坤灵图郑注》《易乾元序制记郑注》《韩诗外传》《春秋繁露》《春秋释例》《急就篇颜师古注》《方言郭璞注》《释名》《战国策高诱鲍彪注》《越绝书》《吴越春秋徐天祜注》《汉旧仪》《列女传》《山海经郭璞注》《山海经图赞》《水经郦道元注》《管子尹知章注》《晏子春秋》《老子河上公王弼注》《文子徐灵府注》《邓析子》《列子张湛卢重元注》《商子》《庄子郭象注》《尹文子》《鹖冠子陆佃注》《公孙龙子谢希深注》《鬼谷子陶宏景注》《荀子杨倞注》《吕氏春秋高诱注》《韩非子》《燕丹子》《新语》《贾子新书》《淮南子许慎高诱注》《盐铁论》《新序》《说苑》《法言李轨注》《太玄经范望注》《潜夫论》《白虎通德论》《风俗通义》《独断》《申鉴》《中论》《抱朴子》《金楼子》《新论袁孝政注》《六韬》《孙子曹操注》《吴子》《司马法》《尉缭子》《三略》《素问王冰注》《周髀算经赵爽甄鸾李淳风注》《孙子算经》《术数记遗甄鸾注》《夏侯阳算经》《易林》《周易参同契》《穆天子传郭璞注》《汉武帝内传》《列仙传》《西京杂记》《南方草木状》《竹谱》《楚辞王逸注》《蔡中郎集》《琴操》《文心雕龙》

晚清“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此种结果，原为乾嘉派学者所不及料，然非经诸君下一番极枯燥极麻烦的校勘工夫，则如《墨子》《管子》一类书，并文句亦不能索解，遑论其中所含义理。所以清儒这部分工作，我们不能不竭诚感谢。现在这部分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以后进一步研究诸家学术内容，求出我国文化渊源流别之所出所演，发挥其精诣，而批评其长短得失，便是我们后辈的责任。

四　辨伪书

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什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

中国伪书何以如此其多呢？伪书种类和作伪动机，到底有多少种呢？请先说说。

“好古”为中国人特性之一，什么事都觉得今人不及古人，因此出口动笔，都喜欢借古人以自重。此实为伪书发达之总原因。历代以来，零碎间作之伪书不少，而大批制造者则有六个时期：其一，战国之末，百家各自立说，而托之于古以为重。孟子所谓“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何独许行，诸家皆然。其始不过称引古人之说，其徒变本加厉，则或专造一书而题为古人所著，以张其学。《汉书·艺文志》所列古书，多有注“六国时人依托”者，此类是也；其二，西汉之初，经秦火后，书颇散亡，汉廷“广开献书之路”《史记·儒林传》语，悬赏格以从事收集。希望得赏的人有时便作伪以献。《汉书》所注“后人依托”者，此类是也。隋唐以后，此种事实亦常有。其三，西汉之末，其时经师势力极大，朝政国故，皆引经义为程式。王莽谋篡，刘歆助之。他们做这种坏事，然而脑筋里头又常常印上“事必师古”这句话，所以利用刘歆校《中秘书》的地位，赝造或窜乱许多古书以为后援。所谓经学今古文之争，便从此起；其四，魏晋之交，王肃注经，务与郑康成立异争名；争之不胜，则伪造若干部古书为后盾；其五，两晋至六朝，佛教输入，道士辈起而与之角，把古来许多名人都拉入道家，更造些怪诞不经的书嫁名古人，编入他的“道藏”，和“佛藏”对抗；其六，明中叶以后，学子渐厌空疏之习，有志复古而未得正路，徒以杂博相尚，于是杨慎、丰坊之流，利用社会心理，造许多远古之书以哗世取名。自余各朝代都有伪书，然不如这六个时期之盛。大抵宋元间，伪书较少自然不是绝无，因为他们喜欢自出见解，不甚借古人为重。其中如《太极图》之类，性质虽像伪书，但他们说是自己推究出来，并不说从那部书上有传下来伏羲写定的图。唐代伪佛典甚多，伪儒书较少，因为当时佛学占学界最重要位置。

古今伪书，其性质可分为下列各类：（一）古书中偶见此书名，其书曾否存在，渺无可考，而后人依名伪造者。例如隋刘炫之伪《三坟》，元吾衍之伪《晋乘》《楚梼杌》，此等作伪最笨，最容易发现。（二）本有其书，但已经久佚。而后人窃名伪造者。例如《汉志》“《孔子家语》二十七篇”，颜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伪书中此类最多，最不易辨。（三）古并无其书，而后人嫁名伪造者。例如隋张弧伪《子夏易传》，明丰坊伪《子贡诗传》之类。（四）伪中出伪者。例如列御寇本《庄子》寓言中人物，《汉志》有《列子》八篇，已属周末或汉初人伪撰。而今存之《列子》，又属晋张湛伪撰，并非汉旧。伪书中此类亦不少，子部尤多。（五）真书中杂入伪文者。例如《韩非子》不伪，而《初见秦篇》决伪；《史记》不伪，而《武帝纪》决伪；《论语》不伪，而“佛肸”“公山弗扰”等章决伪；《左传》不伪，而“其处者为刘氏”等句必伪。古书中如此者极多，极不易辨。（六）书不伪而书名伪者。例如《左传》确为先秦书，然标题为《春秋左氏传》，认为解释《春秋》之书则伪。（七）书不伪而撰人姓名伪者。例如《管子》《商君书》确为先秦书，但指为管仲、商鞅所作则伪。（八）原书本无作者姓名年代，而后人妄推定为某时某人作品，因以成伪或陷于时代错误者。例如《周髀》本一部古书，指为周公作则伪；《素问》本一部古书，指为黄帝作则伪。此类书亦甚多，不易辨别。（九）书虽不全伪，然确非原本者。例如《今本竹书纪年》，汲冢遗文多在其中，然指为即汲冢本则伪。（十）伪书中含有真书者，例如《孔丛子》确为晋人伪作，然其中《小尔雅》一篇，则为《汉志》旧本。

辨伪的工作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明注“依托”者七，“似依托”者三，“增加”者一，隋僧法经著《众经目录》，别立“疑伪”一门，此皆有感于伪书之不可不辨。可惜怎样辨法，未得他们说明。宋人疑古最勇，如司马光之疑《孟子》，欧阳修之疑《易·十翼》、疑《周礼》《仪礼》，朱熹之疑《周礼》、疑《古文尚书》，郑樵之疑《诗序》、疑《左传》，皆为后世辨伪学先河。其他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指斥伪书亦不少。晚明胡应麟著《四部正讹》，始专以辨伪为业。入清而此学益盛。

清儒辨伪工作之可贵者，不在其所辨出之成绩，而在其能发明辨伪方法而善于运用。对于古书发生问题，清儒不如宋儒之多而勇，然而解决问题，宋儒不及清儒之慎而密。宋儒多轻蔑古书，其辨伪动机，往往由主观的一时冲动。清儒多尊重古书，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检查。检查的重要方法如下。

一）从著录传授上检查。古书流传有绪，其有名的著作，在各史经籍志中都有著录，或从别书记载他的渊源。若突然发现一部书，向来无人经见，其中定有蹊跷。如先秦书不见《汉书·艺文志》，汉人书不见《隋书·经籍志》，唐以前不见《崇文总目》，便十有九靠不住。试举其例：

[例一]《古三坟》《晋乘》《楚梼杌》，除《左传》《孟子》一见其名外，《汉》《隋》等志从未见过，亦未有人征引过。隋和元时候忽然出现，不问而知为伪。

[例二]东晋《古文尚书》，和《汉书·艺文志》所载的篇数，及他书所载的篇名，都不同，故知非原本。

[例三]如《毛诗序》《史记》《汉书》两《儒林传》《汉书·艺文志》皆未言及，故可决为西汉前所无。

[例四]《隋书·经籍志》明言“《鲁诗》亡”，明末忽出现《申培诗说》，当然是伪。

二）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书中与事实文句，只有后人征引前人，不会前人征引后人，这是显而易见的。犯这类毛病的书，当然是靠不住。试举其例：

[例一]《管子》记毛嫱、西施，《商君书》记长平之役，是管仲、商鞅万看不见的事。故知两书决非管、商作，最少亦有一部分为后人窜乱。

[例二]《史记》载元帝、成帝时事，司马迁无论如何长寿，决不能见。故知《史记》有一部分靠不住。

[例三]《左传》记智伯事，可知作者决非与孔子同时。

[例四]《月令》有“太尉”官名，可见是秦人作，决非出周公。

[例五]《山海经》有汉郡县名，可见决非出伯益。

[例六]《易林》引《左传》《左传》自东汉始传布，可知作者决非西汉的焦延寿。

三）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文体各时代不同，稍多读古书的人，一望便知。这种检查法，虽不必有枝节证据，然而不会错的。试举其例：

[例一]《黄帝素问》长篇大段的讲医理，不独三代以前，即春秋间也无此文体。用《论语》《老子》等书便可作反证。故此书年代，可定为汉，最早亦不过战国末。

[例二]《尚书》二十八篇佶屈聱牙，而《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文从字顺，什九用偶句，全属晋人文体，不独非三代前所有，并非汉以前所有。

[例三]现引《关尹子》，全属唐人翻译佛经文体，不独非与老聃同时之关尹所能做，又不独非刘歆校订《七略》以前的人所能做，乃至并不是六朝以前人所能做。

四）从思想渊源上检查。各时代有各时代的思想，治学术史的人自然会看出，作伪的瞒不过明眼人。试举其例：

[例一]《管子》里头有驳“兼爱”，驳“寝兵”之说，非墨翟宋钘以后，不会发生这种问题。故知这书决非春秋初年管仲所作。

[例二]《列子》里头有“西方之圣人”等语，其中和佛教教理相同者甚多。故知决为佛教输入后作品，决非庄子以前的列御寇所作。

[例三]《大乘起信论》，旧题马鸣菩萨造。其书全属和会龙树世亲两派学说，和《藏》中马鸣别的著述思想不同。故知决非龙树以前马鸣所造。

[例四]《楞严经》，杂入中国五行说及神仙家甚多，故知决非印度人著作。

[例五]近人辑《黄梨洲遗著》，内有《郑成功传》一书，称清兵为“大兵”，指郑氏为“叛逆”，与梨洲思想根本不相容。故知为后人影射梨洲的《台湾郑氏始末》而作。

五）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料上检查。造伪书的人，势不能一个字一个字凭空创造，况且他既依托某人，必多采某人之说以求取信。然而割裂挦撦，很难“灭尽针线迹”，不知不觉会露出马脚来，善于辨伪的人自能看出。试举其例：

[例一]《古文尚书》把荀子引《道经》的“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和《论语》的“允执其中”连凑起来，造成所谓“十六字心传”，但意义毫不联属。

[例二]《毛诗序》抄袭《乐记》和《论语》的话，断续支离，完全不通。

六）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已佚的书，后人伪造。若从别的书发现所引原书佚文，为今本所无，便知今本靠不住。试举其例：

[例一]《晋书》束皙、王接、挚虞等传言《竹书纪年》，有“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等事，当时成为学界讨论一问题，今本无之。可知今本决非汲冢之旧。

[例二]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史记》释《尚书》皆用孔义。东晋晚出《古文尚书》孔传，文字和释义都不同《史记》，故知决非安国作。

[例三]崔鸿《十六国春秋》，其体例略见《魏书》及《史通》。明代所出本与彼不符，便靠不住。

以上所述各种检查真伪的方法，虽未完备，重要的大率在此。举例皆随手拈起，乱杂不伦，读者谅之。清儒辨伪书，多半用这些方法，严密调查，方下断语。其中武断的当然也不少。他们的态度，比宋儒稳健多了，所以结果也较良好。

有一事应该特别注意。辨伪书的风气，清初很盛，清末也很盛，独乾嘉全盛时代，做这种工作的人较少。乾嘉诸老好古甚笃，不肯轻易怀疑。他们专用绵密工夫在一部书之中，不甚提起眼光超览一部书之外。他们长处在此，短处也在此。

清初最勇于疑古的人应推姚立方际恒。他著有《尚书通论》辨伪古文，有《礼经通论》辨《周礼》和《礼记》的一部分，有《诗经通论》辨《毛序》。其专为辨伪而作的则有：

《古今伪书考》。

这书从孔子的《易系辞传》开起刀来，把许多伪书杀得落花流水。其所列书目如下：

《易传》即《十翼》《子夏易传》《关朗周易》《麻衣正易心法》《焦氏易林》《易乾凿度》《古文尚书》《尚书汉孔氏传》《古三坟书》《诗序》《子贡诗传》《申培诗说》《周礼》《大戴记》《孝经》《忠经》《孔子家语》《小尔雅》《家礼仪节》以上经部《竹书纪年》《汲冢周书》《穆天子传》《晋乘书》《楚梼杌》《汉武故事》《飞燕外传》《西京杂记》《天禄阁外史》《元经》《十六国春秋》《隆平集》《致身录》以上史部《鬻子》《关尹子》《子华子》《亢仓子》《晏子春秋》《鬼谷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商子》《鹖冠子》《慎子》《於陵子》《孔丛子》《文中子》《六韬》《司马法》《吴子》《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素书》《心书》《风后握奇经》《周髀算经》《石申星经》《续葬书》《拨沙录》《黄帝素问》《神异经》《十洲记》《列仙传》《洞冥记》《灵枢经》《神农本草》《秦越人难经》《脉诀》《博物志》《杜律虞注》以上子部以上认为全部伪作者。

《仪礼》《礼记》《三礼考注》《文子》《庄子》《列子》《管子》《贾谊新书》《伤寒论》《金匮玉函经》

以上认为真书杂以伪者。

《尔雅》《韵书》《山海经》《水经》《阴符经》《越绝书》《吴越春秋》

以上认为非伪而撰人名氏伪者。

《春秋繁露》《东坡志林》

以上认为书不伪而书名伪者。

《国语》《孙子》《刘子新论》《化书》

以上认为未能定其著书之人者。

立方这部书，体例颇凌杂重要的书和不重要的书夹在一起，篇帙亦太简单，未能尽其辞，所断亦不必尽当。但他所认为有问题的书，我们总有点不敢轻信罢了。此后专为辨证一部或几部伪书，著为专篇者，则有：

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惠定宇的《古文尚书考》。

万充宗斯大的《周官辨非》。

孙颐谷志祖的《家语疏证》。

范家相的《家语证伪》。

刘申受逢禄的《左氏春秋疏证》。

康长素先生的《新学伪经考》。

王静安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崔觯甫适的《史记探原》。

阎惠两家书，专辨东晋《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传》。后来像这类书还很多，有点近于“打死老虎”，不多举了。万书辨《周礼》非周公作，多从制度与古书不合方面立论。孙书辨《家语》为王肃所伪撰；他还有一部《孔丛子疏证》和这书是“姊妹书”，但未著成。刘书守西汉博士“《左氏》不传《春秋》”之说，谓《左传》解经部分皆刘歆伪撰。康先生书总结西汉今古文公案，对于刘歆所提倡的《周官》《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非东晋晚出者、《尔雅》等书皆认为伪。王书专辨明人补撰之《竹书纪年》，用阎、惠、孙之法，一一指出其剽窃凑附之赃证。崔书则宗康先生说，谓《史记》有一部分为刘歆所窜乱，一一指明疑点。清儒专为辨伪而作的书，我所记忆者只此数部，余容续访。

其非专辨伪而著书而书中多辨伪之辞者，则有魏默深《诗古微》之辨《毛诗》；邵位西懿辰《礼经通论》之辨《逸礼》；方鸿濛玉润《诗经原始》之辨《诗序》等。而其尤严正简絜者，则：

崔东壁述的《考信录》。此书虽非为辨伪而作，但他对于先秦的书，除《诗》《书》《易》《论语》外，几乎都怀疑，连《论语》也有一部分不相信。他的勇气真可佩服。此外诸家笔记文集中辨伪的著作不少，不能尽录。

“四库”著录之书，《提要》明斥其伪或疑其伪者则如下次序依原书：

《子夏易传》：全伪

《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全伪

《尚书大传》：疑非伏生著

《诗序》：疑撰人

《古文考经孔安国传》：全伪

《方言》：疑撰人

《竹书纪年》：今本伪，古本未定

《晏子春秋》：疑撰人及年代

《孔子家语》：断为王肃依托

《孔丛子》：同上

陆贾《新语》：断为后人纂集

王通《文中子中说》：疑其书并疑其人

《风后握奇经》：全伪

《太公六韬》：全伪

司马穰苴《司马法》：疑伪

《黄石公三略》及《素书》：全伪

《管子》：疑非管仲作

《商子》：疑非商鞅作

《黄帝素问》：断为周秦间人作

《灵枢经》：疑唐王冰依托

《黄帝宅经》：全伪

郭璞《葬书》：全伪

《鬻子》：全伪

《墨子》：疑非墨翟作

《子华子》：全伪

《鬼谷子》：全伪

刘歆《西京杂记》：断为梁吴均依托

《山海经》：断为非夏禹、伯益所作

东方朔《神异经》及《海内十洲记》：全伪

班固《汉武故事》及《武帝内传》：全伪

干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全伪

张华《博物志》：全伪

任昉《述异记》：全伪

黄帝《阴符经》：全伪

《关尹子》：全伪

河上公《老子注》：全伪

《列子》：疑撰人

刘向《列女传》：全伪

《四库提要》为官书，间不免敷衍门面，且成书在乾隆中叶，许多问题或未发生，或未解决。总之，《提要》所认为真的，未必便真；所指为伪的，一定是伪，我敢断言。

今将重要之伪书，已定案、未定案、全部伪、部分伪、人名伪、书名伪等，分别总括列表如下。所录限于汉以前书，或托名汉以前书者；其术数、方伎等书，虽托名汉以前者，亦不录。其未定案者间附鄙见。

甲）全部伪绝对决定者：

《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问题起自宋代，到清初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

《古文考经孔安国传》伪撰人未定。

《孔子家语》及《孔丛子》乾隆中叶问题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

《阴符经》《六韬》汉以后人伪撰。

《鬻子》《关尹子》《子华子》《文子》《亢仓子》《鹖冠子》《鬼谷子》《於陵子》《尉缭子》各书著录《汉书·艺文志》者已不可尽信，今本又非《汉志》之旧。大率晋至唐所陆续依托。

《老子》的河上公注晋以后人伪撰。

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晋以后人伪撰。

乙）全部伪大略决定者：《周礼》此书问题最大，从初出现到今日二千年，争论不决。据现在趋势，则不认为周公制作者居多。大概此趋势愈往后愈明瞭。应认为汉刘歆杂采战国政书附以己意伪撰。

《孝经》春秋时无“经”之名，大约汉人所撰，托诸孔子、曾子。

《晏子春秋》大约西汉人伪撰。

《列子》此问题发生不久，但多数学者已渐渐公认为晋张湛所伪撰。

《吴子》《司马法》大约西汉人伪撰。

《毛诗序》此亦宋以来宿题。撰人名氏拟议蜂起。今多数学者渐认为后汉卫宏撰，与孔子、子夏、毛公无涉。

丙）全部伪否未决定者：

《尚书百篇序》是否伏生、孔安国时已有，何人所作，完全未决。

《古本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古本《纪年》之伪，不待言。但有人谓晋太康汲郡发冢事根本靠不住。如此则此两书纯属晋人伪撰。但我颇信其真。

《逸周书》有人指为伪，但清儒信为真者居多。我虽不认为周初书，但谓非汉以后人撰，其中或有一部分附益则不可知。

《申子》《尸子》《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此五书已佚，今存者或不全，或由近人辑出，原书是否本人所作，抑秦汉以后人依托，问题未决。

丁）部分伪绝对决定者：

《老子》中“夫佳兵者不祥”一节无旧注，是知后人加入。

《墨子》中《亲士》《修身》《所染》三篇后人采儒家言掩饰其书。

《庄子》中《外篇》《杂篇》之一部分“内篇”为庄生自作，无同题；“外篇”则后人伪续者甚多；“杂篇”亦间有。

《韩非子》中《初见秦篇》由《战国策》混入。

《史记》中记昭、宣、元、成以后之文句褚少孙至刘歆等多人续入。

《楚辞》中之屈原《大招》汉人摹仿《招魂》而作。

戊）部分伪未决定者：

《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之《虞夏书》二十八篇为孔子时所有，盖无疑。但《虞夏书》是否为虞夏时书，则大有问题，恐是周初或春秋时人所依托。

《左传》中释经语今文学家不承认《左氏》为解释《春秋》之书，谓此部分皆汉人伪托。

《论语》二十五篇中后五篇有人谓汉张禹所窜乱。

《史记》中一部分有人谓刘歆窜改。

《荀子》《韩非子》之各一部分有人谓后人误编。

《礼记》及《大戴礼记》之一部分有人指为汉人伪撰。然两书本题“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其范围包及汉儒，有汉人作不能谓为伪作。

己）撰人名氏及时代错误者：

《易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相传为孔子作。有人攻其非。但原并未题为孔子作，不得遂为后人依托孔子。

《仪礼》相传为周公作，亦后人臆推。大抵应为西周末、春秋初之作。

《尔雅》《小尔雅》后人指为周公作，纯属臆推。大抵为西汉人最集训诂之书。

《管子》《商君书》《汉书·艺文志》题为管仲、商鞅作，乃汉人误推。大抵属战国末年法家者流所编集。

《孙子》十三篇旧题孙武作，不可信。当是孙膑或战国末年人书。

《尚书大传》旧题伏生作，是否未定，总是西汉经生所著。

《山海经》或言大禹作，伯益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汉代相传一部古书。

各种纬书自《易乾凿度》以下二十余种，汉儒或指为孔子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战国末年传下来古代神话书。

《周髀算经》相传周公或商高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周末或汉初相传古算书。

《素问》《难经》相传黄帝、秦越人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秦汉间的医书。

《越绝书》旧题子贡作。据原书末篇叙词用隐语自著其名，已知作者为会稽袁康，后汉人。

以上各书之真伪及年代，或属前代留下来的宿题，或属清儒发生的新题。清儒经三百年多少人研究讨论的结果，已经解决的十之三四，尚未解决的十之六七。但解决问题固然是学术上一种成绩，提出问题也算一种成绩。清儒在这部分所做的工作也算可观了。

“求真”为学者的责任。把古书真伪及年代辨析清楚，尤为历史学之第一级根据。我盼望我们还继续清儒未完的工作。

辨伪书的工作，还有一部分为清儒所未尝注意者，七千卷的佛藏，其中伪书不少，自僧祐《三藏记集》、法经《众经目录》以来，已别立伪妄、疑似两部严为沙汰，而赝品流传，有加无已。即如佛教徒人人共读之《大佛顶首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据我们仔细研究，完全是隋唐间中国人伪作。其他类此者尚不少，恨未有如阎百诗、孙颐谷其人者一一为之疏通证明也。

五　辑佚书

书籍递嬗散亡，好学之士，每读前代著录，按索不获，深致慨惜，于是乎有辑佚之业。最初从事于此者为宋之王应麟，辑有《三家诗考》《周易郑氏注》各一卷，附刻《玉海》中，传于今。明中叶后，文士喜摭拾僻书奇字以炫博，至有造伪书以欺人者，时则有孙瑴辑《古微书》，专搜罗纬书佚文，然而范围既隘，体例亦复未善。入清而此学遂成专门之业。

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惠定宇不喜王、韩《易》注而从事汉《易》，于是有《易汉学》八卷之作。从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刺取孟、京、干、郑、荀、虞诸家旧注分家疏解，后又扩充为《九经古义》十六卷，将诸经汉人佚注益加网罗。惠氏弟子余仲林萧客用其师法，辑《古经解钩沉》三十卷，所收益富。此实辑佚之嚆矢，然未尝别标所辑原书名，体例仍近自著。

《永乐大典》者，古今最拙劣之类书也。其书以《洪武韵目》按字分编。每一字下，往往将古书中凡用该字作书名之头一字者全部录入，例如一东韵下之“东”字门，则将当时所存之《东观汉记》全部录入。而各书之一部分，亦常分隶人名地名等各字之下。其体例固极芜杂可笑，然稀见之古书赖以保存者颇不少。其书本贮内府，康熙间因编官书，移置翰林院供参考。此后蛛网尘封，无人过问者数十年。此书为明成祖命胡广、王洪等所编，计六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装一万一千九十五册。清乾嘉间存九千八百八十一册，直至清末犹贮翰林院。义和团之乱，为八国联军瓜分以尽。除当时践踏毁失外，现存欧美日本各国图书馆中，每馆或百数十册，或一两册不等。雍、乾之交，李穆堂、全谢山同在翰林，发见此中秘籍甚多，相约钞辑。两君皆贫士，所钞无几。时范氏天一阁、马氏小玲珑山馆，亦托全氏代钞。而此书废物利用的价值，渐为学界所认识。乾隆三十八年，朱笥河筠奏请开四库馆，即以辑《大典》佚书为言，故《四库全书》之编纂，其动机实自辑佚始也。馆即开，即首循此计划以进行，先后从《大典》辑出之书，著录及存目合计凡三百七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其部属如下：

经部　六十六种

史部　四十一种

子部　一百零三种

集部　一百七十五种

观上表所列，则当时纂辑《大典》之成绩实可惊。以卷帙论，最浩博者，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之五百二十卷，薛居正《五代史》之百五十卷，郝经《续后汉书》之九十卷，王珪《华阳集》之七十卷，宋祁《景文集》之六十五卷……其余二三十卷以上之书，尚不下数十种。其中于学术界有重要关系者颇不少。例如东汉班固、刘珍等之《东观汉纪》，元代已佚。其书为范蔚宗所不采而足以补《后汉书》阙失者颇不少，今辑得二十四卷，可以存最古的官修史书之面目。又如《五代史》，自欧书出后，薛书寖微，遂至全佚。然欧史摹仿《春秋》笔法，文务简奥，重要事实多从刊落。今重裒薛史，然后此一期之史迹稍得完备。又如汉至元古数学书——《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晋刘徽《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北周甄鸾《五经算术》，宋秦九韶《数学九章》，元李治《益古演段》等，皆久佚。四库馆从《大典》辑出，用聚珍版刊布，唤起学者研究算术之兴味实非浅鲜。亦有其书虽存而篇章残缺，据《大典》葺而补之，例如《春秋繁露》；或其书虽全，而讹脱不可读，据《大典》雠而正之，例如，《水经注》。凡此之类，皆纂辑《大典》所生之良结果也。

纂辑《大典》所费工力，有极简易者，有极繁难者。极简易者，例如《续通鉴长编》五百余卷，全在“宋”字条下，不过一钞胥迻录之劳，只能谓之钞书，不能谓之辑书。极繁难者，例如《五代史》，散在各条，篇第凌乱，搜集既备，佐以他书，苦心排比，乃克成编。提要云：“臣等谨就《永乐大典》各韵中所引薛史，甄录条系，排纂先后，检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书之征引薛史者，每条采取，以补其阙，遂得依原本卷数，勒成一编。”非得邵二云辈深通著述家法，而赴以精心果力，不能蒇事。薛史编辑全出二云手，见阮云《国史儒林传稿》。此种工作，遂为后此辑佚家模范。

《永乐大典》所收者，明初现存书而已。然古书多佚自宋元。非《大典》中所能搜得，且《大典》往往全书连载，迻钞较易。舍此以外，求如此便于撮纂者，更无第二部。清儒好古成狂，不肯以此自甘，于是更为向上一步之辑佚。

向上一步之辑佚，乃欲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曾经著录而今已佚者，次第辑出。其所凭借之重要资料，则有如下诸类：

一、以唐宋间类书为总资料。——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帖》《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山堂考索》《玉海》等。

二、以汉人子史书及汉人经注为辑周秦古书之资料。——例如《史记》《汉书》《春秋繁露》《论衡》等所引古子家说；郑康成诸经注、韦昭《国语注》所引纬书及古系谱等。

三、以唐人义疏等书为辑汉人经说之资料。——例如从《周易集解》辑汉诸家《易》注；从孔贾诸疏辑《尚书马郑注》《左氏贾服注》等。

四、以六朝唐人史注为辑逸文之资料。——例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骃以下《史记注》，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李善《文选注》等。

五、以各史传注及各古选本各金石刻为辑遗文之资料。——古选本如《文选》《文苑英华》等。

其在经部，则现行《十三经注疏》中其注为魏晋以后人作者，清儒厌恶之，务辑汉注以补其阙。

《易》注：排斥王弼，宗郑玄、虞翻等。自惠氏辑著《易汉学》之后，有孙渊如辑《孙氏周易集解》十卷续李鼎祚；有卢雅雨见曾辑《郑氏易注》十卷；有丁升衢杰辑《周易郑注》十二卷；有张皋文辑《周易虞氏义》九卷、《郑氏义》二卷、《荀氏九家义》一卷、《易义别录》十四卷孟喜、姚信、翟子元、蜀才、京房、陆绩、干宝、马融、宋衷、刘表、王肃、董遇、王廙、刘瓛、子夏；有孙步升堂辑《汉魏二十一家易注》三十三卷子夏、郑玄、陆绩、孟喜、京房、马融、荀爽、刘表、宋衷、虞翻、王肃、姚信、王廙、张璠、向秀、干宝、蜀才、翟元、九家集注、刘瓛。尚有马竹吾国翰所辑，家数太多，不具录。

《尚书》注：排斥《伪孔传》，推崇马融、郑玄，渐及于西汉今文，江艮庭之《集注音疏》，王西庄之《后案》，孙渊如之《今古注疏》前经学章有专论，其大部分功臣皆在辑马、郑注也。而渊如于全疏外，复辑有《尚书马郑注》十卷，马竹吾亦辑《尚书马氏传》四卷。今文学方面，则有陈朴园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十二卷、《欧阳夏侯遗说考》二卷，马竹吾则辑《尚书》欧阳、大夏侯、小夏侯章句各一卷，而《尚书大传》辑者亦数家看前校勘章。

《诗》注：《毛传》《郑笺》皆完，待辑者少。唯今文之鲁、齐、韩三家师说久佚，则有马竹吾辑《鲁诗故》三卷，《齐诗传》二卷，有邵二云辑《韩诗内传》一卷，宋绵初辑《韩诗内传征》四卷，有严铁桥可均辑《韩诗》二十卷，有马竹吾辑《韩诗故》《韩诗薛君章句》各二卷，《韩诗内传》《韩诗说》各一卷，有冯云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六卷，有陈左海辑《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其子朴园辑《四家诗异文考》五卷，著《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

三《礼》皆郑注，精博无遗憾，故可补者希。然《周礼》之郑兴、郑众、杜子春、贾逵、马融、王肃诸注；《仪礼》之马融、王肃诸注；《礼记》之马融、卢植、王肃诸注；马竹吾亦各辑为一卷。又有丁俭卿晏之《佚礼抉微》，则辑西汉末所出《仪礼》逸篇之文。

《春秋》三传注：《公羊》宗何氏，别无问题。《穀梁》范宁注，颇为清儒所不满，故邵二云辑《穀梁古注》未刊。《左传》则排斥杜预，上宗贾逵、服虔，故马宗琏有《贾服注辑》未见，李贻德有《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二十卷，臧寿恭有《春秋左氏古义》六卷。

《论语》《孝经》《尔雅》，今注疏本所用皆魏晋人注，故宋于庭翔凤辑《论语郑注》十卷；刘申受逢禄辑《论语述何》二卷；郑子尹珍辑《论语三十七家注》四卷；臧在东庸、严铁桥各辑《孝经郑氏注》一卷；在东又辑《尔雅汉注》三卷，黄右原奭辑《尔雅古义》十二卷。

纬书自明人《古微书》所辑已不少，清儒更增辑之，最备者为赵在翰所辑《七纬》三十八卷。玉函山房、汉学堂两丛书皆有专辑。

清儒最尊郑康成，竞辑其遗著。黄右原辑《高密遗书》十四种《六艺论》《易注》《尚书注》《尚书左传注》《毛诗谱》《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丧服变除》《驳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三礼目录》《鲁禘祫义》《论语注》《郑志》《郑记》。孔丛伯广林辑《通德遗书》十七种《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分为三种，增《尚书中侯注》《论语弟子篇》二种，无《郑志》《郑记》，余目同黄辑。袁钧辑有《郑氏佚书》二十一种增《尚书五行传注》《尚书略说注》二种，有《郑志》《郑记》，余目同孔辑。而陈仲鱼鳣又别辑《六艺论》，钱东垣、王复等又先后别辑《郑志》。其《尚书大传注》《驳五经异义》，有多数辑本，已详前。

以上经部。

史部书辑之目的物，一为古史，一为两晋六朝人所著史。

古史中以《世本》及《竹书纪年》为主要品。

《世本》为司马迁所据以作《史记》者。《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五卷，其书盖佚于宋元之交因郑樵、王应麟尚及征引。清儒先后辑者有钱大昭、孙冯翼、洪饴孙、雷学淇、秦嘉谟、茆泮林、张澍七家。秦本最丰，凡十卷，余家皆二卷或一卷。然秦将《史记》世家及《左传》杜注、《国语》韦注，凡涉及世系之文皆归于《世本》，原书既无明文，似太涉泛滥，茆、张两家似最翔实。秦嘉谟辑本乃盗窃洪孟慈（饴孙）者，见洪用懃《授经堂未刊书目》。

汲冢《竹书纪年》，亦出司马迁前，而为迁未见，在史部中实为鸿宝。明以来刻本既出伪撰，故清儒亟欲求其真。先后辑出者，有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国维诸家。王辑最后最善。

史家著作，以两晋六朝为最盛，而其书百不存一，学者憾焉。清儒乃发愤从事搜辑。其用力最勤者为章逢之宗源，著有《隋书经籍志考证》。今所存者仅史部，为书十三卷余三部不知已成否。书名虽似踵袭王应麟之《汉书艺文志考证》，而内容不同。彼将《隋志》著录各书，每书详考作者履历及著述始末，与夫后人对于此书之批评。除现存书外，其余有佚文散见群籍者皆备辑之，虽皆属片鳞残甲，亦可谓宏博也已。

其后则有姚氏之骃辑八家《后汉书》东观、谢承、薛莹、张璠、华峤、谢沈、袁山松、司马彪，汪氏文台辑七家《后汉书》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衰山松、张璠及失名氏一种，汤氏球辑两家《汉晋春秋》习凿齿、杜延业，两家《晋阳秋》孙盛、檀道鸾，五家《晋纪》干宝、陆机、曹嘉之、邓粲、刘谦之，十家《晋书》臧荣绪、王隐、虞预、朱凤、谢灵运、萧子云、萧子显、史约、何法盛及晋诸公别传，十八家霸史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武敏之《三十国春秋》、常璩《蜀李书》、和苞《汉赵纪》、田融《赵书》、吴笃《赵书》、王度《二石传》、范亨《燕书》、车频《秦书》、王景晖《南燕书》、裴景仁《秦记》、姚和都《后秦记》、张谘《凉记》、喻归《西河记》、段龟龙《凉记》、刘昞《敦煌实录》、张诠《南燕书》、高闾《燕志》；而张介侯澍以甘肃之特注意甘凉掌故，专辑乡邦遗籍，所辑有赵岐《三辅决录》、佚名《三辅故事》、辛氏《三秦记》、杨孚《凉州异物志》、张谘《凉州记》、佚名《西河旧事》、喻归《西河记》、佚名《沙州记》。皆两晋六朝史籍碎金也。

地理类书，则有毕秋帆辑王隐《晋书地道记》《太康三年地志》，有张介侯辑阚骃《十三州志》。政书类则有孙渊如辑《汉官》六卷。王隆《汉官》及《汉官解诂》、卫宏《汉旧仪》及补遗，应劭《汉官仪》、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丁孚《汉仪》。谱录则有钱东垣辑王尧臣《崇文总目》等。

以上史部。

子部书，有唐马总《意林》所钞汉以前古子，其书为今已佚者，加以各种类书各种经注等所征引，时可资采摭。然所辑不多。稍可观者如严可均辑《申子》，章宗源、任兆麟辑《尸子》，章宗源辑《燕丹子》，严可均辑补《商子》《慎子》，张澍辑补《司马法》，茆泮林辑《计然万物录》，孙冯翼、茆泮林辑《淮南万毕术》等。马氏国翰《玉函山房丛书》所辑《汉志》先秦佚子，则儒家十五种《漆雕子》《宓子》《景子》《世子》《魏文侯书》《李克书》《公孙尼子》《内业》《谰言》《宁子》《王孙子》《董子》（董无心）、《徐子》《鲁连子》《虞氏春秋》，农家三种《神农书》《野老》《范子计然》，道家书七种《伊尹书》《辛甲书》《公孙牟子》《田子》《老莱子》《黔娄子》《郑长者书》，法家一种《申子》，名家一种《惠子》，墨家五种《史佚书》《田俅子》《随巢子》《胡非子》《缠子》，纵横家二种《苏子》《阙子》，黄氏奭《子史钩沉》中之周秦部分，亦有五种《六韬》《李悝法经》《范子计然》《神农本草经》《淮南万毕术》。黄氏以周辑《逸子》未刊，其序见《儆季杂著》之周秦部分，亦有六种《太公金匮》《鲁连子》《范子计然》《随巢子》《王孙子》《申子》。

现存各子书辑其佚文者，则有孙仲容之于《墨子》，王石臞之于《荀子》、王先慎之于《韩非子》等。《孟子外书》，林春溥有注本。但此书赵岐已明辨为伪托。

现存古子辑其佚注者，则有孙冯翼辑司马彪《庄子注》，许慎《淮南子注》等。

以吾所见，辑子部书尚有一妙法。盖先秦百家言，多散见同时人所著书。例如从《孟子》《墨子》书中辑告子学说；从《孟子》《荀子》《庄子》辑宋钘学说；从《庄子》书中辑惠施、公孙龙学说；从《孟子》《荀子》《战国策》书中辑陈仲学说；从《孟子》书中辑许行、白圭学说……诸如此类，可辑出者不少，惜清儒尚未有人从事如此也。

以上子部。

集部之名，起于六朝，故考古者无所用其辑。然搜集遗文，其工作之繁重亦正相等。晚明张溥之《汉魏百三家集》，事实上什九皆由裒辑而成，亦可谓之辑佚。但其书不注明出处，又各家皆题为“某人集”，而其人或本无集，其集名或并不见前代著录。任意锡名，非著述之体也。清康熙间官修《全唐文》《全唐诗》《全金诗》，其性质实为辑佚。与《唐文粹》《宋文鉴》等书性质不同。彼乃选本，立一标准以为去取。此乃辑本，见一篇收一篇，务取其备。集部辑佚，实昉于此。

张月霄金吾辑《金文最》百二十卷，凡费十二年始成。李雨村调元辑《全五代诗》一百卷。某氏辑《金辽诗》若干卷。其书未见，其名偶忘。缪小山辑《辽文存》六卷，其工作颇艰辛。其最有价值者有严铁桥之《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两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凡经、史、子、传记、专集、注释书、类书、旧选本、释道藏、金石文、六朝以前之文，凡三千四百九十七家，自完篇以至零章断句，搜辑略备。每家各为小传，冠于其文之前，可谓艺林渊海也已。《吴山尊日记》谓此书实孙渊如辑而铁桥攘之。吾谓铁桥决非攘书者。况渊如贵人，铁桥寒士，铁桥依渊如幕府，以所著赠名渊如则有之耳。张绍南作《渊如年谱》，谓晚年与铁桥同辑此书。或渊如发起，且以藏书资铁桥，斯可信也。（杨星吾《晦明轩稿》论此案，与吾意略同。）

刘孟瞻文淇《扬州文征》、邓湘皋显鹤《沅湘耆旧集》等，性质亦为辑佚，盖对于一地方人之著作搜采求备也。此类书甚多，当于方志章别论之。

以上集部。

嘉道以后，辑佚家甚多，其专以此为业而所辑以多为贵者，莫如黄右原奭、马竹吾国翰两家。今举其辑出种数。

黄氏《汉学堂丛书》：

经解八十六种

通纬五十六种

子史钩沉七十四种

马氏《玉函山房辑佚书》：

经部四百四十四种内纬书四十种

史部八种

子部一百七十八种

上两家所辑虽富，但其细已甚，往往有两三条数十字为一种者，且其中有一部分为前人所辑，转录而已，不甚足贵。马氏书每种之首冠以一简短之提要，说明本书来历及存佚沿革，颇可观。

鉴定辑佚书优劣之标准有四：（一）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者劣。（二）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例如《尚书大传》，陈辑优于卢、孔辑。（三）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例如秦辑《世本》劣于茆、张辑。（四）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杂乱排列者劣，例如邵二云辑《五代史》，功等新编，故最优。——此外更当视原书价值何如。若寻常一俚书或一伪书，搜辑虽备，亦无益，费精神耳。

总而论之，清儒所做辑佚事业甚勤苦，其成绩可供后此专家研究资料者亦不少，然毕竟一钞书匠之能事耳。末流以此相矜尚，治经者现成的三《礼》郑注不读，而专讲些什么《尚书》《论语》郑注；治史者现成之《后汉书》《三国志》不读，而专讲些什么谢承、华峤、臧荣绪、何法盛；治诸子者现成几部子书不读，而专讲些什么佚文和什么伪妄的《鬻子》《燕丹子》。若此之徒，真可谓本末倒置，大惑不解。善夫章实斋之言曰：“……今之俗儒，逐于时趋，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文史通义·博约中篇》

六　史学

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吾别有专篇论之看第五讲、第八讲、第十二讲。但梨洲、季野在草创时代，其方法不尽适用于后辈。实斋才识绝伦，大声不入里耳，故不为时流宗尚。三君之学不盛行于清代，清代史学界之耻也。清代一般史学家思想及其用力所在，王西庄之《十七史商榷序》最足以代之。今节录如下：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耳。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由考其事绩之实，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

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此其异也。……

大抵自宋以后所谓史家，除司马光、郑樵、袁枢有别裁特识外，率归于三派。其一派则如胡安国、欧阳修之徒，务为简单奥隐之文辞，行其溪刻隘激之“褒贬”。其一派则苏洵、苏轼父子之徒，效纵横家言，任意雌黄史迹，以为帖括之用。又其一派则如罗泌之徒之述古、李焘之徒之说今，唯侈浩博，不复审择事实。此三派中分史学界七百余年，入清乃起反动。

清初史学，第一派殆已绝迹，第二派则侯朝宗方域、魏叔子禧等扇其焰，所谓“古文家”“理学家”从而和之，其间如王船山，算是最切实的，然习气尚在所不免。第三派则马宛斯骕、吴志伊任臣及毛西河、朱竹垞辈，其著述专务内容之繁博以炫流俗，而事实正确之审查不甚厝意。虽然，自亭林、梨洲诸先觉之倡导，风气固趋健实矣。

乾嘉间学者力矫其弊，其方向及工作，则略如王西庄所云云。大抵校勘前史文名之讹舛，其一也；订正其所载事实之矛盾错误，其二也；补其遗阙，其三也；整齐其事实使有条理易省览，其四也。其著述门类虽多，精神率皆归于此四者。总而论之，清儒所高唱之“实事求是”主义，比较的尚能应用于史学界，虽其所谓“实事”者或毛举细故，无足重轻，此则视乎各人才识何如。至于其一般用力方法，不可不谓比前代有进步也。

今就各家所业略分类，以论其得失：

甲）明史之述作　附清史史料

清初史学之发展，实由少数学者之有志创修《明史》，而明史馆之开设，亦间接助之。其志修《明史》者，首屈指亭林、梨洲，然以毕生精力赴之者，则潘力田、万季野、戴南山。

自唐以后，各史皆成于官局众修之手，是以矛盾百出，芜秽而不可理。刘子玄、郑渔仲已痛论其失，而卒莫之能改。累代学者亦莫敢以此自任。逮清初而忽有潘、万、戴三君，先后发大心，负荷斯业，虽其功皆不就，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钱牧斋亦有志自撰《明史》，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书既无成，可不复论。

三家之中，潘、万学风大略相同，专注重审查史实。盖明代向无国史，不如清代国史馆之能举其职，递续修纂。只有一部《实录》，既为外间所罕见，且有遗缺缺建文、天启、崇祯三朝。而士习甚嚣，党同伐异，野史如鲫，各从所好恶以颠倒事实，故明史号称难理。潘力田发心作史，其下手工夫即在攻此盘错。其弟次耕序其《国史考异》云：“亡兄博极群书，长于考订，谓著书之法，莫善于司马温公。其为《通鉴》也，先成长编，别著考异，故少牴牾。……于是博访有明一代之书，以《实录》为纲领，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铭家传，凡有关史事者一切钞撮荟萃，以类相从，稽其异同，核其虚实。……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徇单辞，不逞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遂初堂集》卷六又序其《松陵文献》曰：“亡兄与吴先生（炎）草创《明史》，先作长编，聚一代之书而分划之，或以事类，或以人类，条分件系，汇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参伍钩稽，归于至当，然后笔之于书。”同上卷七力田治史方法，其健实如此，故顾亭林极相推挹，尽以己所藏书所著稿畀之。其书垂成，而遭“南浔史狱”之难。既失此书，复失此人，实清代史学界第一不幸事也。遗著幸存者仅《国史考异》之一部分原书三十余卷，仅存六卷及《松陵文献》，读之可见其史才之一斑。

季野学术，已具第八讲，此不多述。彼为今本《明史》关系最深之人，学者类能知之。但吾以为，《明史》长处，季野实尸其功；《明史》短处，季野不任其咎。季野主要功作，在考证事实以求真是，对于当时史馆原稿既随时纠正，复自撰《史稿》五百卷，自言：“吾所取者或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故《明史》叙事翔实，不能不谓季野诒谋之善。虽然，《史稿》为王鸿绪所攘，窜改不知凡几。魏默深有《书王横云明史稿后》辨证颇详。后此采王稿成书，已不能谓为万氏之旧。且季野最反对官局分修制度，而史馆沿旧制卒不可革。季野虽负重望，岂能令分纂者悉如其意？况季野卒于康熙四十一年，《明史》成于乾隆四年，相距几四十年，中间史馆废弛已久；张廷玉草草奏进时，馆中几无一知名之士，则其笔削失当之处，亦概可想。故季野虽视潘、戴为幸，然仍不幸也。最不幸者是《明史稿》不传。然《明史》能有相当价值，微季野之力固不及此也。

戴南山罹奇冤以死，与潘力田同，而著作之无传于后，视力田尤甚。大抵南山考证史迹之恳挚，或不如力田、季野，此亦比较之辞耳。观集中《与余生书》（即南山致祸之由者），其搜查史料之勤慎，尚可见；且彼亦与季野有交期，特其精力不甚费于考证耳。而史识、史才，实一时无两，其遗集中《史论》《左氏辨》等篇，持论往往与章实斋暗合。彼生当明史馆久开之后，而不慊于史馆诸公之所为，常欲以独立私撰《明史》，又常与季野及刘继庄、蔡瞻岷约偕隐旧京共泐一史。然而中年饥驱潦倒，晚获一第，卒以史事罹大僇，可哀也！其史虽一字未成，然集中有遗文数篇，足觇史才之特绝。其《孑遗录》一篇，以桐城一县被贼始末为骨干，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势乃至明之所以亡者见具焉，而又未尝离桐而有枝溢之辞。其《杨刘二士合传》，以杨畏知、刘廷杰、王运开、运宏四人为骨干，寥寥二千余言，而晚明四川云南形势若指诸掌。其《左忠毅公传》以左光斗为骨干，而明末党祸来历及其所生影响与夫全案重要关系人面目皆具见。盖南山之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组织，最能驾驭资料而镕冶之，有浓挚之情感而寄之于所记之事，不著议论且蕴且泄，恰如其分，使读者移情而不自知。以吾所见，其组织力不让章实斋，而情感力或尚非实斋所逮。有清一代史家作者之林，吾所俯首，此两人而已。

潘、万、戴之外，有应附记者一人，曰傅掌雷维鳞。其人为顺治初年翰林，当明史馆未开以前，独立私撰《明书》一百七十卷。书虽平庸不足称，顾不能不嘉其志。虽然，三君之书或不成，或不传，而唯傅书岿然存，适以重吾曹悲也。

明清鼎革之交一段历史，在全部中国史上实有重大的意义。当时随笔类之野史甚多，虽屡经清廷禁毁，现存者尚百数十种。其用著述体稍经组织而其书有永久的价值者，则有吴梅村伟业之《鹿樵纪闻》，专记流寇始末；其书为邹漪所盗改，更名《绥寇纪略》，窜乱原文，颠倒事实处不少。有王船山之《永历实录》，记永历帝十五年间事迹，有纪有传；有戴耘野笠之《寇事编年》《殉国汇编》，实潘力田《明史长编》之一部；耘野与亭林、力田为至友。力田修《明史》，耘野为担任晚明部分，此诸书即其稿。见潘次耕《寇事编年序》。有黄梨洲之《行朝录》，于浙闽事言之较详；有万季野之《南疆逸史》，有温睿临之《南疆绎史》，皆半编年体；有计用宾六奇之《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用纪事本末体，组织颇善；有邵念鲁廷采之《东南纪事》《西南纪事》，盖以所闻于黄梨洲者重加甄补，成为有系统的著述，于当时此类著作品中称甚善云。嘉道以降，文网渐宽，此类著述本可以自由，然时代既隔，资料之搜集审查皆不易，唯徐亦才鼒之《小腆纪传》最称简洁。戴子高望尝欲作《续明史》，成传数篇，惜不永年，未竟其业。钱映江绮著《南明书》三十六卷，据谭复堂云已成，不审有刻本否，亦不知内容何如。

官修《明史》自康熙十八年开馆，至乾隆四年成书，凡经六十四年。其中大部分率皆康熙五十年以前所成，以后稍为补缀而已。关于此书之编纂，最主要人物为万季野，尽人皆知。而大儒黄梨洲、顾亭林，于义例皆有所商榷。而最初董其事者为叶讱庵及徐健庵、立斋兄弟，颇能网罗人才，故一时绩学能文之士，如朱竹垞、毛西河、潘次耕、吴志伊、施愚山、汪尧峰、黄子鸿、王昆绳、汤荆岘、万贞一等咸在纂修之例，或间接参定。《明史》初稿某部分出某人手，可考出者，如《太祖本纪》、高文昭章睿景纯七朝后妃传至江东李文进、龙大有列传四十七篇出汤荆岘；《成祖本纪》出朱竹垞；《地理志》出徐健庵；《食货志》出潘次耕；《历志》出吴志伊、汤荆蚬：《艺文志》出尤西堂；太祖十三公主至曹吉祥传一百二十九篇，出汪尧峰；熊廷弼、袁崇焕、李自成、张献忠诸传，出万季野；流贼、土司、外国诸传出毛西河。……此类故实，散见诸家文集笔记中者不少。吾夙思搜集汇列之，惜所得尚希耳。一时流风所播，助长学者社会对于史学之兴味亦非浅鲜也。

史学以记述现代为最重，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侪所最乐闻，而不幸兹事乃大令吾侪失望。治明史者常厌野史之多，治清史者常感野史之少。除官修《国史》、《实录》、《方略》外，民间私著卷帙最富者，为蒋氏良骐、王氏先谦之两部《东华录》，实不过钞节《实录》而成。欲求如明王世贞之《弁州乙部稿》等稍带研究性质者且不可得。进而求如宋王偁之《东都事略》等斐然述作者，更无论矣。其局部的纪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闿运之《湘军志》等。默深观察力颇锐敏，组织力颇精能，其书记载虽间有失实处，固不失为一杰作。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郭筠仙、意城兄弟尝逐条签驳，其家子弟汇刻之，名曰《湘军志平议》。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其足备表志一部分资料者，如祁鹤皋韵士之《皇朝藩都要略》对于蒙古部落封袭建置颇详原委；如程善夫庆余之《皇朝经籍志》《皇朝碑版录》《八卿表》《督抚提镇年表》等，当属佳构，存否未审见戴子高所作程墓表。此外可称著作者，以吾固陋，乃未之有闻。其人物传记之部，最著者有钱东生林之《文献徵存录》、李次青元度之《国朝先正事略》等。钱书限于学者及文学家，颇有条贯；李书涉全部，自具别裁，而俭陋在所不免。其部分的人物，则如董兆熊之《明遗民录》、张南山维屏之《国朝诗人征略》等颇可观。至于《碑传集》钱仪吉编，《续碑传集》缪荃孙编，《国朝耆献类征》李桓编等书，钞撮碑志家传，只算类书，不算著述。李书尤芜杂，但亦较丰富。至如笔记一类书，宋明人所著现存者，什之五六皆记当时事迹。清人笔记有价值者，则什有九属于考古方面。求其记述亲见亲闻之大事，稍具条理本末如吴仲伦德旋《闻见录》、薛叔耘福成《庸庵笔记》之类，盖不一二觏。昭梿《啸亭杂录》、姚元之《竹叶亭笔记》、陈康祺《郎潜纪闻》之类，虽皆记当时事，然全属官场琐末掌故，足资史料者甚少。故清人不独无清史专书，并其留诒吾曹之史料书亦极贫乏。以吾个人的经验，治清史最感困难者，例如满洲入关以前及入关初年之宫廷事迹与夫旗人残暴状况，《实录》经屡次窜改，讳莫如深。孟莼生《心史丛刊》记累朝改《实录》事颇详。又如顺治康熙间吏治腐败，民生凋敝，吾侪虽于各书中偶见其断片，但终无由知其全部真相，而据官书记载，则其时乃正黄金时代。又如咸同之乱，吾侪耳目所稔，皆曾胡辈之丰功伟烈，至洪杨方面人物制度之真相，乃无一书记述。又如自戊戌政变，义和团以至辛亥革命，虽时代密迩，口碑间存，然而求一卷首末完备年月正确之载记，亦杳不可得。……窃计自汉晋以来二千年，私家史料之缺乏，未有甚于清代者。盖缘顺康雍乾间文网太密，史狱屡起，“禁书”及“违碍书”什九属史部，学者咸有戒心。乾、嘉以后，上流人才集精力于考古，以现代事迹实为不足研究。此种学风及其心理，遗传及于后辈，专喜挦撦残编，不思创垂今录。他不具论，即如我自己便是遗传中毒的一个人。我于现代事实所知者不为少，何故总不肯记载以诒后人？吾常以此自责，而终不能夺其考古之兴味。故知学风之先天的支配，甚可畏也。呜呼！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

乙）上古史之研究

《史记》起唐虞三代，而实迹可详记者实断自春秋而取材于《左氏》。《通鉴》则托始战国。而《左传》下距《战国策》既百三十三年，中间一无史籍，《战国策》又皆断片记载，不著事实发生年代。于是治史学者当然发生两问题：一春秋以前或秦汉以前史迹问题；一春秋战国间缺漏的史迹及战国史迹年代问题。

第一问题之研究，前此则有蜀汉谯周《古史考》、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皆佚，宋胡宏《皇大纪》、吕祖谦《大事记》，罗泌《路史》、金履祥《通鉴前编》等。清初治此者则有马宛斯骕、李廌清锴。宛斯之书曰《绎史》，百十六卷，仿袁枢纪事本末体，盖毕生精力所萃。搜罗资料最宏博，顾亭林极称之，时人号曰“马三代”。廌清之书曰《尚史》，七十卷，仿正史纪传体《世系图》一卷，《本纪》五卷，《世家》十三卷，《列传》三十四卷，《系》四卷，《年表》十卷，《序传》一卷，博赡稍逊马书。李为铁岭人，关东唯一学者。此两书固不愧著作之林。但太史公固云：“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宛斯辈欲知孔子所不敢知，杂引汉代谶纬神话，泛滥及魏晋以后附会之说，益博则愈益其芜秽耳。然马书以事类编，便其学者。李映碧清为作序，称其特长有四：一、体制之别创，二、谱牒之咸具，三、纪述之靡舛，四、论次之最核。后两事吾未敢轻许，但其体制别创确有足多者。盖彼稍具文化史的雏形，视魏晋以后史家专详朝廷政令者盖有间矣。宛斯复有《左传事纬》，用纪事本末治《左传》；而高江村士奇之《左传纪事本末》，分国编次，则复左氏《国语》之旧矣。此外则顾复初《春秋大事表》，为治春秋时代史最善之书，已详经学章，不复述。

嘉庆间则有从别的方向——和马宛斯正相反的方法以研究古史者，曰崔东壁述，其书曰《考信录》。《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八卷，《洙泗考信录》四卷，《丰镐别录》《洙泗余录》各三卷，《孟子实录》《考信附录》《考信续说》各二卷。太史公谓：“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东壁墨守斯义，因取以名其书。经书以外只字不信。《论语》《左传》，尚择而后从，《史记》以下更不必论。彼用此种极严正态度以治古史，于是自汉以来古史之云雾拨开什之八九。其书为好博的汉学家所不喜。然考证方法之严密犀利，实不让戴、钱、段、王，可谓豪杰之士也。

研究第二问题者，嘉道间有林鉴塘春溥，著《战国纪年》六卷，同光间有黄薇香式三，著《周季编略》九卷。两书性质体裁略同，黄书晚出较优。

第二问题，在现存资料范围内，所能做的工作不过如此，不复论。第一问题中春秋前史迹之部分，崔东壁所用方法，自优胜于马宛斯。虽然，犹有进。盖“考信六艺”，固视轻信“不雅驯之百家”为较有根据。然六艺亦强半春秋前后作品，为仲尼之徒所诵法。仲尼固自言“夏殷无征”，则自周以前之史迹，依然在茫昧中。六艺果能予吾侪以确实保障否耶？要之，中国何时代有史，有史以前文化状况如何，非待采掘金石之学大兴，不能得正当之解答，此则不能责备清儒，在我辈今后之努力耳。

丙）旧史之补作或改作

现存正史类之二十四史，除《史记》、两《汉》及《明史》外，自余不满人意者颇多。编年类司马《通鉴》止于五代，有待赓续。此外偏霸藩属诸史，亦时需补葺。清儒颇有从事于此者。

陈寿《三国志》精核谨严，夙称良史，但其不满人意者三点：一、行文太简，事实多遗；二、无志表；三、以魏为正统。宋以后学者对于第三点抨击最力，故谋改作者纷纷。宋萧常、元郝经两家之《续后汉书》，即斯志也。清则咸同间有汤承烈著《季汉书》若干卷，吾未见其书；据莫郘亭友芝称其用力尤在表志，凡七易稿乃成。争正统为旧史家僻见，诚不足道，若得佳表志，则其书足观矣。

《晋书》为唐贞观间官修，官书出而十八家旧史尽废，刘子玄尝慨叹之。其书喜采小说，而大事往往阙遗，繁简实不得宜。嘉庆间周保绪济著《晋略》六十卷，仿鱼豢《魏略》为编年体也。丁俭卿晏谓其“一生精力毕萃于斯，体例精深，因而实创”；魏默深谓其“以寓平生经世之学，遐识渺虑，非徒考订笔力过人”，据此则其书当甚有价值。乾隆间有郭伦著《晋纪》六十八卷，为纪传体。

魏收《魏书》夙称“秽史”，芜累不可悉指。其于东西魏分裂之后，以东为正，以西为伪，尤不惬人心。故司马《通鉴》不从之。乾隆末谢蕴山启昆著《西魏书》二十四卷，纠正收书之一部分。南北正统之争本已无聊，况于偏霸垂亡之元魏，为辨其孰正孰僭，是亦不可以已耶，然蕴山实颇具史才，此书于西魏二十余年间史料采摭殆无遗漏，结构亦谨严有法，固自可称。

今二十四史中，《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魏书》《北齐书》《北周书》之与《南史》《北史》《旧唐书》之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之与《新五代史》，皆同一时代而有两家之著作，文之重复者什而八九，两家各有短长，故官书并存而不废。然为读者计，非唯艰于省览，抑且苦于别择矣。于是校合删定之本，颇为学界所渴需。清初有李映碧清著《南北史合钞》口卷，删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隶诸南北二史而夹注其下。其书盛为当时所推服，与顾氏《方舆纪要》、马氏《绎史》称为海内三奇书。实则功仅钞撮，非为不足比顾，并不足比马也。映碧复钞马令、陆游两家之《南唐书》为一书。康、雍之交，有沈东甫炳震著《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其名虽袭映碧，而体例较进步，彼与两书异同，经考订审择乃折衷于一。其《方镇表》及《宰相世系表》正讹补阙，几等于新撰，全谢山谓“可援王氏《汉书艺文志考证》之例孤行于世”者也《鲒埼亭集·沈东甫墓志铭》。要之此二书虽不能谓为旧史之改造，然删合剪裁，用力甚勤，于学者亦甚便。

《五代史》自欧书行而薛书殆废，自《四库》辑佚，然后两本乃并行。欧仿《春秋》笔法，简而无当；薛书稍详，而芜累挂漏亦不少。要之其时宇内分裂，实不能以统一时代之史体为衡。薛欧皆以汴京称尊者为骨干，而诸镇多从阙略，此其通蔽也。清初吴志伊任臣著《十国春秋》百十四卷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十国纪元世系表合一卷，地理志二卷，藩镇表、百官表各一卷。以史家义法论，彼时代之史，实应以各方镇丑夷平列为最宜。实则宜将梁、唐、晋、汉、周并夷之为十五国。吴氏尚一间未达也。吴氏义例，实有无薛欧所不及处。然其书徒侈捃摭之富，都无别择，其所载故事又不注出处。盖初期学者著述，体例多缺谨严，又不独吴氏也。道咸间，粤人吴兰修著《汉纪》，梁廷柟著《南汉书》，皆足补吴书所未备，而考核更精审。

嘉庆间陈仲鱼鳣著《续唐书》七十卷，以代五代史，其意盖不欲帝朱温，而以后唐李克用直接唐昭宗；后唐亡后，则以《南唐》续之。其自作此书，则将以处于刘、欧两《唐书》与马、陆两《南唐书》之间。此与汤氏《季汉书》、谢氏《西魏书》同一见解。为古来大小民贼争正统闰位，已属无聊，况克用朱邪小夷，又与朱温何别？徒浪费笔墨耳。然亦犹薛欧妄宗汴京称尊者而造为“五代”一名称，有以惹起反动也。有李旦华（宪吉）著《后唐书》内容略同，未刻。

元人所修三史宋辽金，在诸史中称为下乘，内中《金史》因官修之旧，较为洁净。金人颇知注重文献，史官能举其职，元好问、刘祁等私家著述亦丰，故《金史》有所依据。《宋》《辽》二史芜秽漏略特甚。辽地偏祚短，且勿论。宋为华族文化嫡裔，而无良史，实士夫之耻也。《宋史》中北宋部分本已冗芜，南宋部分尤甚。钱竹汀云：《宋史》述南渡七朝事，丛冗无法，不如九朝之无善；宁宗以后四朝，又不如高、孝三朝之详明。识者早认为有改造之必要。明末大词曲家汤玉茗显祖曾草定体例，钩乙原书，略具端绪见王阮亭《分甘余话》及梁曜北《瞥记》。清初潘昭度得玉茗旧本因而扩之，殆将成书见梁茞林《退庵随笔》。但今皆不传。乾隆末邵二云发愤重编《宋志》，钱竹汀、章实斋实参与其义例，以旧史南宋部分最蒙诟病，乃先仿王偁《东都事略》，著《南都事略》，而《宋志》草创之稿亦不少见《章实斋文集·邵与桐别传》。然二云体弱多病，仅得中寿卒年五十四，两书俱未成，即遗稿鳞爪，今亦不得见。又章实斋治史别有通裁，常欲仍“纪传之体，而参（纪事）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以为载诸空言，不如见诸实事，故“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名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文集·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是实斋固刻意创作斯业，然其书亦无成。以亟须改造之《宋史》，曾经多人从事，其中更有史学大家如二云、实斋其人者，然而此书始终未得整理之结果，并前辈工作之痕迹亦不留于后，不得不为学术界痛惜也。朱记荣《国朝未刊遗书志略》载有吴县陈黄中《宋史稿》二百十九卷。

《元史》之不堪，更甚于元修之史。盖明洪武元年宋景濂之奉敕撰《元史》，二月开局，八月成书，二次重修，亦仅阅六月，潦草一至于此！虽钞胥迻录成文，尚虞不给，况元代国史本无完本，而华蒙异语扞格滋多者耶？故或以开国元勋而无传并名氏亦不见，或一人而两传、三传；其《刑法》《食货》《百官》诸志，皆直钞案牍，一无剪裁，于诸史中最为荒秽。清儒发愤勘治，代有其人。康熙间则邵戒三远平著《元史类编》四十二卷，然仅就原书重编一过，新增资料甚少，体例亦多贻笑大方。乾隆间则钱竹汀锐意重修，先为《元史考异》十五卷，然新史正文仅成《氏族表》《经籍志》两篇。竹汀学术方面甚多，不能专力于此，无足怪也。据郑叔问《国朝未刊遗书目》，言竹汀已成《元史稿》一百卷。嘉庆间则汪龙庄辉祖著《元史本证》五十卷，分《证误》《证遗》《证名》三部分，竹汀谓其“自摅新得，实事求是，有大醇而无小疵”原书卷首《钱序》。推挹可谓至矣。右三家者，除竹汀所补表志外，余皆就原书拾遗匡谬，其对于全部之改作，则皆志焉而未之逮。大抵《元史》之缺憾，其一固在史法之芜秽，其一尤在初期事实之阙漏。蒙古人未入中国，先定欧西。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西征中亚细亚全部以迄印度，北征西伯利亚以迄中欧，及世祖奠鼎燕京，其势已邻弩末。前四朝事迹，实含有世界性，为《元史》最主要之部分，而官修《元史》概付阙如，固由史官荒率，抑亦可凭借之资料太阙乏也。乾隆间自《永乐大典》中发见《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所记皆开国及太祖时事。两书出而“元史学”起一革命。钱竹汀得此两书，录存副本，其所以能从事考证《元史》者盖以此。其后张石洲穆将《亲征录》校正，李仲约文田为《元秘史》作注，于是治元史者兴味骤增。虽然，元时之修国史，其重心不在北京史馆，而在西域宗藩。有波斯人拉施特者，承亲王合赞之命，著《蒙古全史》写以波斯文，实为元史第一瑰宝，而中国人夙未之见。至光绪间洪文卿钧使俄，得其钞本，译出一部分，而《元史》学又起第二次革命。盖自道、咸以降，此学渐成显学矣。近百年间，从事改造《元史》，泐成书者，凡四家：

一、魏默深源《新元史》九十卷道光间著成，光绪三十一年刻。

二、洪文卿钧《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光绪间著成，光绪二十六年刻。

三、屠敬山寄《蒙兀儿史记》，卷数未定光绪、宣统间随著随刻。

四、柯凤荪绍忞《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民国十一年刻。

吾于此学纯属门外汉，绝无批评诸书长短得失之资格。唯据耳食所得，则魏著讹舛武断之处仍不少，盖创始之难也。但舍事迹内容而论著作体例，则吾于魏著不能不深服。彼一变旧史“一人一传”之形式，而传以类从。其传名及篇目次第为……太祖服各国，太宗、宪宗两朝平服各国。中统以后屡朝平服叛藩，勋戚开国四杰，开国四先锋二部长，誓浑河功臣，开国武臣，开国相臣，开国文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世祖相臣，……治历治水漕运诸臣，平叛藩诸臣，平东夷南夷诸臣，中叶相臣等。但观其篇目，即可见其组织之独具别裁。章实斋所谓“传事与传人相兼”，司马迁以后未或行之也。故吾谓魏著无论内容罅漏多至何等，然固属史家创作，在斯界永留不朽的价值矣。洪著据海外秘笈以补证旧史，其所勘定之部分又不多，以理度之固宜精绝。屠著自为史文而自注之，其注纯属《通鉴考异》的性质，而详博特甚，凡驳正一说，必博征群籍，说明所以弃彼取此之由；以著作体例言，可谓极矜慎极磊落者也。柯著彪然大帙，然篇首无一字之序，无半行之凡例，令人不能得其著书宗旨及所以异于前人者在何处？篇中篇末又无一字之考异或按语，不知其改正旧史者为某部分？何故改正？所根据者何书？著作家作此态度，吾未之前闻。吾尝举此书记载事实是否正确，以问素治此学之陈援庵垣，则其所序批评，似更下魏著一等也，吾无以判其然否。最近柯以此书得日本博士。

上所举皆不满于旧史而改作者。其藩属敌国外国之史，应补作者颇多，惜少从事者。以吾所知有洪北江《西夏国志》，十六卷，未刻。而黄公度遵宪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在旧体史中实为创作。

温公《通鉴》绝笔五代。赓而续之者，在宋则有李焘，迄于北宋，在明则陈、王宗沐、薛应旂，皆迄元末。然明人三家，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仅据宋人纪事之事，略及辽金继世年月，荒陋殊甚。清初徐健庵著《资治通鉴后编》百八十四卷，襄其事者为万季野、阎百诗、胡东樵等。《四库》著录，许其善述。然关于北宋事迹，则李焘《长编》足本之在《永乐大典》者未出；关于南宋事迹，则李心传《系年要录》亦未出；元代则文集说部散于《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见。徐著在此种资料贫乏状态之下，势难完善，且于辽金事太不厝意，亦与明人等；而宋嘉定后、元至顺前，亦太荒略，故全部改作，实为学界极迫切之要求，至乾隆末然后毕秋帆沅《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出现。此书由秋帆属幕中僚友编订，凡阅二十年，最后经邵二云校定。章实斋《邵与桐别传》云：“毕公以二十年功，属宾客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本损益，无大殊异。……君出绪余，为之复审，其书即大改观。……毕公大悦，谓迥出诸家《续鉴》上。”可见书实成于邵手。而章实斋实参与其义例。实斋有代秋帆致钱竹汀论《续鉴》书，见本集。函中指摘陈王薛徐诸家缺失，及本书所据资料所用方法，甚详核。可见章氏与此书关系极深。其书“宋事，据二李焘、心传而推广之，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仍用司马氏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章代毕致钱书中语。盖自此书出而诸家《续鉴》可废矣。

自宋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为史界创一新体。明陈邦瞻依其例以治宋史、元史。清初则有谷赓虞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其书成于官修《明史》以前，采辑及组织皆颇费苦心。姚立方谓此书为海昌谈孺木（迁）所作，其各篇附论则陆丽京（圻）作。郑芷畦述朱竹垞言，谓此书为徐倬作，虽皆属疑案，然其书出谷氏者甚少，盖可断言。叶廷琯《鸥波渔话》辨证此事最平允。而马宛斯有《左传事纬》，高江村士奇有《左传纪事本末》，皆属此类书。

丁）补各史表志

表志为史之筋干，而诸史多缺，或虽有而其目不备。如“艺文”仅汉、隋、唐、宋、明五史有之，余皆阙如。三国六朝海宇分裂，疆域离合，最难董理，而诸史无一注意及此者，甚可怪也。宋钱文子有《补汉兵志》一卷；熊方有《补后汉书年表》若干卷，实为补表志之祖。清儒有事于此者颇多，其书皆极有价值。据吾所知见者列目如下：

《历代史表》五十九卷鄞县万斯同季野著。此书从汉起至五代止，独无西汉及唐，以《汉书》《新唐书》原有表也，所表皆以人为主，《方镇年表》各篇最好。唯东汉于表人外，别有《大事年表》一篇，是其例外。

又季野尚有《纪元汇考》四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性质亦略同补表。

《二十一史四谱》五十四卷归安沈炳震东甫著。四谱者，一纪元，二封爵，三宰执，四谥法。所谱自汉迄元。

《历代艺文志》口卷仁和杭世骏大宗著（未见）。

以上总补。

《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常熟陈芳绩亮工著。此书自汉至明分十二格，表示州郡县沿革。

《史目表》二卷阳湖洪饴孙孟慈著。此书乃表各史篇目，甚便比观，虽非补表，附录于此。又归安钱念劬（恂）亦有《史目表》一卷，但采洪著稍有加减，非创作也。

以上总补。

《史记天官书补目》一卷阳湖孙星衍渊如著。

《楚汉诸侯疆域志》三卷仪征刘文淇孟瞻著。

以上补《史记》《汉书》。

《后汉书补表》八卷嘉定钱大昭晦之著。此书因熊方旧著而补其阙、正其讹。为《诸侯王》《王子侯》《功臣侯》《外戚恩泽侯》《宦者侯》《公卿》，凡六表。《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嘉定钱大昭晦之著。《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番禺侯康君谟著。《后汉书三公年表》一卷金匮华湛恩孟超著。

以上补《后汉书》。

《三国志补表》六卷常熟吴卓信顼儒著。《三国志补表》十卷同上。上二书未刻，见朱记荣《国朝未刊遗书志略》。《补三国疆域志》二卷阳湖洪亮吉稚存著。《补三国艺文志》四卷番禺侯康君谟著。《三国职官表》三卷阳湖洪饴孙孟慈著。《三国纪年表》一卷钱唐周嘉猷两塍著。《三国郡县表补正》八卷宜都杨守敬星吾著（未见）。

以上补《三国志》。

《补晋兵志》一卷嘉兴钱仪吉衍石著。《补晋书艺文志》四卷常熟丁国钧著。《补晋书艺文志》口卷番禺侯康君谟著（未见）。《补晋书经籍志》四卷钱塘吴士鉴著。《补晋书艺文志》五卷萍乡文廷式著。《东晋疆域志》四卷阳湖洪亮吉稚存著。《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同上。

以上补《晋书》。

《南北史表》七卷钱唐周嘉猷两塍著。《年表》一卷，《世系表》五卷，《帝王世系表》一卷。《南北史补志》十四卷江宁汪士铎梅村著。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四卷，内《天文志》四卷、《地理志》四卷、《五行志》二卷、《礼仪志》三卷；其《舆服》《乐律》《刑法》《职官》《食货》

《氏族》《释老》《艺文》八志，佚于洪杨之乱。《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八卷嘉定徐文范仲圃著。《年表》十二卷，《州郡表》四卷，《郡县沿革表》六卷，《世系图表》附《各国疆域》二卷。《十六国春秋世系表》二卷嘉兴李旦华厚斋著。《补宋书刑法志》《食货志》各一卷栖霞郝懿行兰皋著。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各书艺文志》各一卷番禺侯康君谟著（未见）。《补梁书、陈书艺文志》各一卷武进汤洽著（未见）。《补梁疆域志》四卷阳湖洪齮孙子龄著。

以上补南北朝诸史。

《唐书史臣表》一卷嘉定钱大昕竹汀著。《唐五代学士表》一卷同上。《唐折冲府考》四卷仁和劳经原笙士著，其子格季言补辑。《唐折冲府考补》一卷上虞罗振玉叔蕴著。此二书虽非纯粹的补表志，而性质略同，附见于此。《唐藩镇表》金匮华湛恩孟超著（未见，卷数未详）。

以上补《唐书》。

《五代纪年表》一卷钱唐周嘉猷两塍著。《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江宁顾櫰三著。

以上补《五代史》。

《宋史艺文志补》一卷上元倪灿著。《元史艺文志》四卷嘉定钱大昕竹汀著。《元史氏族表》三卷同上。《宋学士年表》一卷同上。《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一卷上元倪灿著。又一卷江都金门诏著。以上二书似不佳。《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二卷嘉定钱大昕竹汀著。

以上补宋辽金元史。

此类书吾所知见者得以上若干种当有未知者，容更搜补。清儒此项工作，在史学界极有价值。盖读史以表志为最要，作史亦以表志为最难。旧史所无之表志，而后人摭拾丛残以补作则尤难。右诸书中，如钱衎石之《补晋兵志》，以极谨严肃括之笔法，寥寥二三千言另有自注，而一代兵制具见。如钱晦之之《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君谟之《补三国艺文志》等，从本书各传所记及他书所征引辛勤搜剔，比《隋经籍志》所著录增加数倍，而各书著作来历及书中内容亦时复考证叙述，视《隋志》体例尤密。如洪北江、刘孟瞻之数种补疆域志，所述者为群雄割据、疆场屡迁的时代，能苦心钩稽，按年月以考其疆界，正其异名。如周两塍之《南北史世系表》，仿《唐书宰相世系表》之意而扩大之，将六朝矜崇门第之阶级的社会能表现其真相。如钱竹汀之《元史艺文志》及《氏族表》可据之资料极贫乏，而能钩索补缀，蔚为大观。……凡此皆清儒绝诣，而成绩永不可没者也。

此外有与补志性质相类者，则如钱衎石之《三国志会要》五卷已成未刻，《晋会要》《南北朝会要》各若干卷未成；杨晨之《三国会要》有刻本；徐星伯松之《宋会要》五百卷，《宋中兴礼书》二百三十一卷，《续通书》六十四卷俱未刻。

以上所举，各史应补之表志，亦已十得四五，吾侪所最不满意者，则食货、刑法两志补者甚寡仅有一家。两志皆最要而颇难作，食货尤甚，岂清儒亦畏难耶，抑不甚注意及此耶？

旧史所无之表，吾认为有创作之必要者，略举如下：

一、外族交涉年表：诸外族侵入，于吾族旧史关系至巨，非用表分别表之，不能得其兴衰之真相。例如《匈奴年表》，从冒顿起，至刘渊、赫连之灭亡表之；《鲜卑年表》从树机能始，至北齐、北周之灭亡表之；《突厥年表》，从初成部落，至西突厥灭亡表之；《契丹年表》，从初成部落，至西辽灭亡表之；《女真年表》，从金初立国，至清入关表之；《蒙古年表》，自成吉思以后，历元亡以后，明清两代之叛服，乃至今日役属苏维埃俄国之迹皆表之。自余各小种族之兴仆，则或以总表表之。凡此皆断代史所不能容。故旧史未有行之者，然实为全史极重要脉络。得此则助兴味与省精力皆甚多，而为之亦并不难，今后之学者宜致意也。罗叔蕴著《高昌麴氏年表》等，即此意。惜题目太小，范围太狭耳。

二、文化年表：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故此方面之表绝无。今宜补者，例如《学者生卒年表》《文学家生卒年表》《美术家生卒年表》《佛教年表》《重要书籍著作及存佚年表》《重要建筑物成立及破坏年表》等。此类表若成，为治国史之助实不细。创作虽不甚易，然以清儒补表志之精神及方法赴之，资料尚非甚缺乏也。

三、大事月表：《史记》之表，以远近为疏密。三代则以世表，十二诸侯、六国及汉之侯王将相则以年表，秦楚之际则以月表。盖当历史起大变化之事迹，所涉方面极多，非分月表不能见其真相。《汉书》以下二十三史，无复表月者矣。今对于旧史欲补此类表，资料甚难得，且太远亦不必求详。至如近代大事，例如《明清之际月表》《咸丰军兴月表》《中日战役月表》《义和团事件月表》《辛亥革命月表》等，皆因情形极复杂，方面极多，非分月、且分各部分表之，不能明晰。吾侪在今日，尚易集资料。失此不为，徒受后人责备而已。

吾因论述清儒补表志之功，感想所及，附记如右。类此者尚多，未遑遍举也。要之，清儒之补表志，实费极大之劳力，裨益吾侪者真不少。惜其眼光尚局于旧史所固有，未能尽其用耳。

戊）旧史之注释及辨证

疏注前史之书，可分四大类。其一，解释原书文句音义者，如裴骃之《史记集解》，颜师古、李贤之《两汉书》注等，是也；其二，补助原书遗佚或兼存异说者，如裴松之之《三国志注》等，是也；其三，校勘原书文字上之错舛者，如刘攽、吴仁杰之《两汉刊误》等，是也；其四，纠正原书事实上之讹谬者，如吴缜之《新唐书纠缪》等，是也。清儒此类著述中，四体皆有，有一书专主一体者，有一书兼用两体或三体者。其书颇多，不能悉举。举其要者错综论列之。

清儒通释诸史最著名者三书，曰：

《二十一史考异》一百卷，附《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嘉定钱大昕竹汀著。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嘉定王鸣盛西庄著。

《二十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阳湖赵翼瓯北著。

三书形式绝相类，内容却不尽从同同者一部分。钱书最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纠正原书事实讹谬处亦时有。凡所校考，令人涣然冰释，比诸经部书，盖王氏《经义述闻》之流也。王书亦间校释文句，然所重在典章故实，自序谓：“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置旁参阅，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诚哉然也！书末《缀言》二卷，论史家义例，亦殊简当。赵书每史先叙其著述沿革，评其得失，时亦校勘其牴牾，而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自序语。但彼与三苏派之“帖括式史论”截然不同。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唯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以余所见，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王书对于头绪纷繁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的顾问，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陋儒或以少谈考据轻赵书，殊不知竹汀为赵书作序，固极推许，谓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也。又有人谓赵书乃攘窃他人，非自作者。以赵本文士，且与其旧著之《陔余丛考》不类也。然人之学固有进步，此书为瓯北晚作，何以见其不能？况明有竹汀之序耶？并时人亦不见有谁能作此类书者。或谓出章逢之（宗源），以吾观之，逢之善于辑佚耳，其识力尚不足以语此。

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每篇后所附考证，性质与钱氏《考异》略同，尚有杭大宗世骏《诸史然疑》、洪稚存亮吉《四史发伏》等。洪筠轩颐煊《诸史考异》、李次白贻德《十七史考异》，疑亦踵钱例，然其书未见。

其各史分别疏证者，分隶于一总书之下，如钱竹汀之《史记考异》，即《二十一史考异》之一部分；《史记拾遗》，即《三史拾遗》之一部分，不再举。则《史记》有钱献之坫《史记补注》一百三十六卷，梁曜北玉绳《史记志疑》三十六卷，王石臞念孙《读史记杂志》六卷，崔觯甫适《史记探原》八卷等。钱书当是巨制，惜未刻，无从批评。王书体例，略同钱氏《考异》。梁书自序言：“百三十篇中愆违疏略，触处滋疑，加以非才删续，使金罔别，镜璞不完，良可闵叹！……”书名“志疑”，实则刊误纠谬，什而八九也。崔书专辨后人续增窜乱之部分，欲廓清以还史公真相，故名曰“探原”。

《史记》为第一部史书，其价值无俟颂扬。然去古既远，博采书记，班彪所谓“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多不齐一”。此实无容为讳者。加以冯商、褚少孙以后，续者十余家。孰为本文？孰为窜乱？实难辨别。又况传习滋广，传写讹舛，所在皆是。故各史中最难读而亟须整理者，莫如《史记》。清儒于此业去之尚远也。然梁、崔二书，固已略辟蚕丛。用此及二钱二王所校订为基础，辅以诸家文集笔记中之所考辨，汇而分疏于正文之下，别成一集校集注之书，庶为后学省无数迷惘。是有望于今之君子！

《汉书》《后汉书》有吴枚庵翌凤《汉书考证》十六卷未见，惠定宇《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侯君谟、沈铭彝各续补惠书一卷，钱晦之大昭《汉书辨疑》二十二卷、《后汉书辨疑》十一卷、《续汉书辨疑》九卷，王石臞《读汉书后汉书杂志》共十七卷，陈少章景云《两汉订误》五卷，沈文起钦韩《两汉书疏证》共七十四卷；周荇农寿昌《汉书注校补》五十六卷、《后汉书注校正》八卷，王益吾先谦《汉书补注》一百卷、《后汉书集解》九十卷、《续汉书志集解》三十卷等。诸书大率释文、考异、订误兼用，而《汉书》则释文方面更多，因其文近古较难读也；《后汉书》则考异方面较多，以诸家逸书谢承、华峤、司马彪等遗文渐出也。王益吾《补注》《集解》最晚出，集全清考订之成，极便学者矣。

《三国志》有杭大宗《三国志补注》六卷，钱竹汀《三国志辨疑》三卷，潘眉《三国志考证》八卷，梁茞林章钜《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陈少章《三国志举正》四卷，沈文起《三国志注补》《训故》《释地理》各八卷，侯君谟《三国志补注》一卷，周荇农《三国志注证遗》四卷等。此书裴全属考异补逸性质，诸家多广其所补，沈则于其所不注意之训故地理方面而补之也。

马、班、陈、范四史最古而最善，有注释之必要及价值，故从事者多，《晋书》以下则希矣。其间欧公之《新五代史》最有名而文句最简，事迹遗漏者最多，故彭掌仍元瑞仿裴注《三国》例，为《五代史记注》七十四卷，吴胥石兰庭亦有《五代史记纂误补》四卷《纂误》为宋吴缜撰，则纠欧之失也。而武授堂亿、唐春卿景崇亦先后以此例注欧之《新唐书》。武书似未成，唐成而未刻云。其余如洪稚存之《宋书音义》、杭大宗之《北齐书疏证》、刘恭甫寿曾之《南史校议》、赵昭祖之《新[旧]唐书互证》等，琐末点缀而已。

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治《金史》者，莫勤于施研北国祁之《金史详校》十卷。其《元史》部分，已详前节，不再论列。唯李仲约文田之《元秘史注》十五卷，盖得蒙古文原本对译勘正而为之注，虽非正注史，附录于此。

注校旧史用功最巨而最有益者，厥唯表志等单篇之整理。盖兹事属专门之业，名为校注，其难实等于自著也。最初业此者，则宋王应鳞之《汉书艺文志考证》。清儒仿行者则如：

孙渊如《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未刻。

梁曜北《汉书人表考》九卷《古今人表》之注也。从古籍中搜罗诸人典故殆备，可称为三代前人名辞典。又翟文泉（云叔）有《校正古今人表》。

全谢山《汉[书]地理志稽疑》口卷又段茂堂有《校本地理志》，未刻。

钱献之坫《新斠注汉书地理志》十六卷，《汉书十表注》十卷《表注》未刻。

汪小米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二卷。

吴顼儒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百零三卷顼儒尚有《汉三辅考》二十四卷，亦《地理志》之附庸也。

杨星吾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二卷。

陈兰甫《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

洪筠轩《汉志水道疏证》四卷。

徐星伯松《汉书地理志集释》十六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

李恢垣光廷《汉西域图考》七卷此书实注《汉书·西域传》也。

李生甫赓芸《汉书艺文志考误》二卷未刻。

朱亮甫右曾《后汉书郡国志补校》口卷未刻。钱晦之有《后汉郡国令长考》，实释《郡国志》之一部分。

钱献之《续汉书律历志补注》二卷未刻。

毕秋帆《晋书地理志新校正》五卷。

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一卷。

张石洲穆《延昌地形志》口卷此用延昌时为标准，补正《魏书地形志》也。

章逢之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此书虽注重辑佚，但各书出处多所考证，亦不失为注释体。

杨星吾《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

张登封宗泰《新唐书天文志疏正》口卷未刻。

沈东甫炳震《校正唐书方镇表》《宰相世系表》此两篇在《新旧唐书钞》中，但全部校补，重新组织。全谢山谓当提出别行，诚然。又《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此书单行。

董觉轩沛《唐书方镇表考证》二十卷似未刻。

以上各史表志专篇之校注，与补志表同一功用。彼则补其所无。此则就其有者，或释其义例、或校其讹舛，或补其遗阙也。顾最当注意者，上表所列，关于地理者什而八九，次则经籍，次则天文、律历皆各有一二，而食货、刑法、乐、舆服等乃绝无。即此一端，吾侪可以看出乾嘉学派的缺点。彼辈最喜欢研究僵定的学问，不喜欢研究活变的学问。此固由来已久，不能专归咎于一时代之人，然而彼辈推波助澜，亦与有罪焉。彼辈所用方法极精密，所费工作极辛勤，惜其所研究之对象不能副其价值。呜呼！岂唯此一端而已矣。

己）学术史之编著及其他

专史之作，有横断的，有纵断的。横断的以时代为界域，如二十四史之分朝代，即其一也。纵断的以特种对象为界域，如政治史、宗教史、教育史、文学史、美术史等类是也。中国旧唯有横断的专史而无纵断的专史，实史界一大憾也。《通典》及《资治通鉴》可勉强作两种方式之纵断的政治史。内中唯学术史一部门，至清代始发展。

旧史中之儒林传、艺文志，颇言各时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然在正史中仅为极微弱之附庸而已。唐宋以还，佛教大昌，于是有《佛祖通载》《传灯录》等书，谓为宗教史也可，谓为学术史也可，其后儒家渐渐仿效，于是有朱晦翁《伊洛渊源录》一类书。明代则如周汝登《圣学宗传》之类，作者纷出，然大率借以表扬自己一家之宗旨，乃以史昌学，非为学作史，明以前形势大略如此。

清初，孙夏峰著《理学宗传》，复指导其门魏莲陆一鳌著《北学编》，汤荆岘斌著《洛学编》，学史规模渐具。及黄梨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学史，盖读之而明学全部得一缩影焉。然所叙限于理学一部分，例如王弁州、杨升庵……辈之学术在《明儒学案》中即不得见。而又特详于王学，盖“以史昌学”之成见，仍未能尽脱。梨洲本更为《宋元学案》，已成十数卷，而全谢山更续为百卷。谢山本有“为史学而治史学”的精神，此百卷本《宋元学案》，有宋各派学术——例如洛派、蜀派、关派、闽派、永嘉派，乃至王荆公、李屏山等派——面目皆见焉，洵初期学史之模范矣。

叙清代学术者有江子屏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有唐海镜鉴之《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子屏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然乾、嘉以来学者事实上确各树一帜，贱彼而贵我，子屏不过将当时社会心理照样写出，不足为病也。二书中《汉学》编较佳，《宋学》编则漏略殊甚，盖非其所喜也。然强分两门，则各人所归属亦殊难正确标准，如梨洲、亭林编入《汉学》附录，于义何取耶？子屏主观的成见太深，其言汉学，大抵右元和惠氏一派，言宋学则喜杂禅宗。观《师承记》所附《经师经义目录》，及《渊源记》之附记，可见出。好持主观之人，实不宜于作学史，特其创始之功不可没耳。唐镜海搜罗较博，而主观抑更重。其书分立“传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别设“经学”“心学”两案，示排斥之意。盖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不足以语于史才明矣。闻道咸间有姚春木椿者，亦曾著《国朝学案》，其书未成，然其人乃第三四流古文家，非能治学者，想更不足观也。吾发心著《清儒学案》有年，常自以时地所处窃比梨洲之故明，深觉责无旁贷；所业既多，荏苒岁月，未知何时始践夙愿也。

学史之中，亦可分析为专门，或专叙一地学风，或专叙一学派传授分布。前者如《北学编》《洛学编》等是，后者如邵念鲁廷采之《阳明王子及王门弟子传》《蕺山刘子及刘门弟子传》即其例。学派的专史，清代有两名著：其一为李穆堂绂之《陆子学谱》，貌象山之真；其二为戴子高望之《颜氏学记》，表习斋之晦，可谓振裘挈领，心知其意者矣。

文学美术等宜有专史久矣，至竟阙然！无已，则姑举其类似者数书。一、阮芸台之《畴人传》四十六卷，罗茗香士琳《续畴人传》六卷，诸可宝之《畴人传三编》七卷，详述历代天算学渊源流别。二、张南山维屏之《国朝诗人征略》六十卷，网罗有清一代诗家，各人先为一极简单之小传，次以他人对于彼之论评，次乃标其名著之题目或摘其名句。道光前作者略具焉。三、卞永誉之《式古堂书画汇考》三十卷，其画考之部，首为画论卷一，次为收藏法卷二，次论前代记载名画目录及评论之书卷三至七，次乃遍论三国两晋迄明画家卷八至三十，颇有别裁，非等丛钞，俨具画史的组织，宜潘次耕极赏之也。有鲁东山骏《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三十六卷，以韵编姓，实一部极博赡之画家人名辞典。此数书者即不遽称为文学史、美术史，最少亦算曾经精制之史料，惜乎类此者且不可多得也。

最近则有王静安国维著《宋元戏曲史》，实空前创作，虽体例尚有可议处，然为史界增重既无量矣。

庚）史学家法之研究及结论

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学诚三人而已。兹事原非可以责望于多数人，故亦不必以少所发明为诸儒诟病。顾吾曹最痛惜者，以清代唯一之史家章实斋，生乾、嘉极盛时代，而其学竟不能为斯学界衣被以别开生面，致有清一代史学仅以摭拾丛残自足，谁之罪也？实斋学说，别为专篇，兹不复赘。

七　方志学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唯封建与郡县组织既殊，故体例靡得而援焉。自汉以降，幅员日恢，而分地纪载之著作亦孳乳寖多，其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则有下列各类：

一、图经之属。如《冀幽齐三州图经》及罗含《湘中山水记》、刘澄之《司州山川古今记》等。

二、政记之属。如赵晔《吴越春秋》，常璩《华阳国志》，失名《三辅故事》等。

三、人物传之属。如苏林《陈留耆旧传》，陈寿《益都耆旧传》等。

四、风土记之属。如圈称《陈留风俗传》，万震《南州异物志》，宗懔《荆楚岁时记》等。

五、古迹之属。如佚名《三辅黄图》，扬衒之《洛阳伽蓝记》等。

六、谱牒之属。如《冀州姓族谱》，洪州、吉州、江州、袁州诸《姓谱》等。

七、文征之属。如宋明帝《江左文章志》等。

自宋以后，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方志之著述，最初者为府志，继则分析下达为县志，综括上达为省志。明以前方志，今《四库》著录者尚二十七种，存目亦数十。《四库》例：宋元旧志全收，明则选择綦严，仅收五种，清则唯收当时所有之省志而已。然道、咸以后，学者搜罗遗佚，《四库》未收之宋元志续出重印者不少，以吾所见尚二十余种。入清，则康熙十一年曾诏各郡县分辑志书，而成者似不多，佳构尤希。雍正七年因修《大清一统志》，需省志作资料，因严谕促修，限期蒇事。今《四库》著录自李卫等监修之《畿辅通志》起至鄂尔泰监修之《贵州通志》止，凡十六种，皆此次明诏之结果也。成书最速者为《广东通志》，在雍正八年；最迟者为《贵州通志》，在乾隆六年。旋复颁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之令。虽奉行或力不力，然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及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计今所存，恐不下二三千种也。

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虽然，以吾侪今日治史者之所需要言之，则此二三千种十余万卷之方志，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良著固可宝，即极恶俗者亦未宜厌弃。何则？以我国幅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淆杂，各不相侔者甚伙。而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而无复遗，犹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

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吾家方志至少，不能悉举，顾以睹闻所及，则可称者略如下。

康熙《邹平县志》马宛斯独撰，顾亭林参与。

康熙《济阳县志》张稷若独撰。

康熙《德州志》顾亭林参与。

康熙《灵寿县志》陆稼书为知县时独撰。

乾隆《历城县志》周书昌（永年）、李南涧（文藻）合撰。

乾隆《诸城县志》李南涧独撰。

乾隆《宁波府志》万九沙（经）、全谢山参与。

乾隆《太仓州志》王述庵（昶）独撰。

乾隆《鄞县志》钱竹汀参与。

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俱戴东原参与。

乾隆《松江府志》《邠州志》《三水县志》俱孙渊如主撰。

乾隆《偃师县志》《安阳县志》，嘉庆《鲁山县志》《宝丰县志》《郏县志》俱武授堂（亿）主撰。

乾隆《西宁府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平阳县志》俱杭大宗（世骏）主撰。

乾隆《庐州府志》《江宁府志》《六安州志》俱姚姬传（鼐）主撰。

乾隆《宁国府志》《怀庆府志》《延安府志》《泾县志》《登封县志》《固始县志》《澄城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俱洪稚存主撰。

乾隆《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俱章实斋独撰。

乾隆《天门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俱章实斋参与。

乾隆《富顺县志》段茂堂为知县时独撰。

乾隆《朝邑县志》钱献之（坫）主撰。

嘉庆《广西通志》谢蕴山（启昆）为巡抚时主撰。

嘉庆《湖北通志》乾隆末毕秋帆为总督时主撰，章实斋总其事，但今本已全非其旧。

嘉庆《浙江通志》，道光《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皆阮芸台主撰。《广东志》，陈观楼（昌齐）、江子屏（藩）、谢里甫（兰生）等总纂。

嘉庆《安徽通志》陶云汀（澍）主撰，陆祁孙（继辂）总纂。

嘉庆《扬州府志》伊墨卿（秉绶）倡修，焦里堂、姚秋农（文田）、秦敦夫（恩复）、江子屏等协成。

嘉庆《徽州府志》夏朗斋（銮）、汪叔辰（龙）合撰，龚自珍参与。

嘉庆《凤台县志》李申耆（兆洛）为知县时独撰。

嘉庆《怀远县志》李申耆主撰，董晋卿（士锡）续成。

嘉庆《禹州志》《鄢陵县志》《河内县志》洪幼怀（苻孙）主撰。

嘉庆《长安县志》《咸宁县志》董方立（祐诚）主撰。

嘉庆《郯城县志》陆祁孙主撰。

道光《湖广通志》林少穆（则徐）总裁，俞理初（正燮）总纂。

道光《陕西通志》蒋子潇（湘南）参与。

道光《雷州府志》《海康县志》陈观楼独撰。

道光《兴文县志》《屏山县志》《大足县志》《泸溪县志》张介侯（澍）为知县时独撰。

道光《武冈府志》《宝庆县志》邓湘皋（显鹤）独撰。

道光《南海县志》吴荷屋（荣光）主撰。

道光《河内县志》《永定县志》《武陟县志》方彦闻（履篾）主撰。

道光《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邹叔绩（汉勋）主撰。

道光《新会县志》黄香石（培芳）、曾勉士（钊）合撰。

道光《济宁州志》许印林（瀚）独撰。

道光《泾阳县志》蒋子潇主撰，刻本多改窜。

咸丰《邳州志》《清河县志》鲁通甫（一同）主撰。

咸丰《遵义府志》莫子偲（友芝）、郑子尹（珍）合撰。

同治《江西通志》董觉轩（沛）总纂。

同治《苏州通志》冯林一（桂芬）主撰。

同治《南海县志》邹特夫（伯奇）、谭玉生（莹）主撰。

同治《番禺县志》陈兰甫主撰。

同治《江宁府志》汪梅村（士铎）主撰。

同治《湖州府志》《归安县志》陆存斋（心源）主撰。

同治《鄞县志》《慈溪县志》董觉轩、徐柳泉（时栋）合撰。

光绪《畿辅通志》黄子寿（彭年）总纂。

光绪《山西通志》曾沅甫（国荃）总裁、王霞举（轩）总纂。

光绪《湖南通志》郭筠仙（嵩焘）、李次青（元度）总纂。

光绪《安徽通志》何子贞（绍基）总纂。

光绪《湘阴县图志》郭筠仙独撰。

光绪《湘潭县志》《衡阳县志》《桂阳县志》俱王壬秋（闿运）主撰。

光绪《杭州府志》《黄岩县志》《青田县志》《永嘉县志》《仙居县志》《太平续志》俱王子庄（棻）主撰。

光绪《绍兴府志》《会稽新志》俱李莼客（慈铭）主撰。

光绪《湖北通志》《顺天府志》《荆州府志》《昌平县志》俱缪小山（荃孙）主撰。

宣统《新疆图志》王晋卿（树柟）总纂。

民国《江阴县志》缪小山主撰。

民国《合川县志》孙亲石（森楷）独撰。

以上诸志，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吾不过随举所知及所记忆，挂漏盖甚多，然亦可见乾嘉以降，学者日益重视斯业矣。

方志之通患在芜杂。明中叶以后有起而矫之者，则如康海之《武功县志》，仅三卷，二万余言；韩邦靖之《朝邑县志》，仅二卷，五千七百余言，自诧为简古。而不学之文士如王渔洋、宋牧仲辈震而异之，比诸马班。耳食之徒，相率奉为修志模楷，即《四库提要》亦极称之。又如陆稼书之《灵寿县志》，借之以昌明理学，而世人亦竟誉为方志之最良者。乾隆以前一般人士对于方志观念之幼稚误谬，可以想见矣。注意方志之编纂方法，实自乾隆中叶始。李南涧历城、诸城两志，全书皆纂集旧文，不自著一字，以求绝对的征信。后此志家，多踵效之。谢蕴山之《广西通志》，首著叙例二十三则，遍征晋唐宋明诸旧志门类体制，舍短取长，说明所以因革之由。认修志为著述大业，自蕴山始也。故其志为省志模楷，虽以阮芸台之博通，恪遵不敢稍出入，继此更无论。余如焦里堂、李申耆集中，皆有专论修志体例之文，然其间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

实斋以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而不能得所藉手以独撰一史，除著成一精深博大之《文史通义》，及造端太宏未能卒业之《史籍考》外，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亳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实斋关于斯学之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前此言方志者，为“图经”之概念所囿，以为仅一地理书而止。实斋则谓方志乃《周官》小史、外史之遗，其目的专以供国史取材，非深通史法不能从事。概念扩大，内容自随而扩大。彼乃著《方志设立三书议》，谓：“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彼晚年应毕秋帆聘，总鄂志局事，即实行其理想，分泐《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书，彼又以为“志”须继续增修，而资料非随时保存整理，则过此将散失不可复理，于是倡议各州县设立志科，使文献得有所典守而不坠，而国史取材，亦可以有成式而免参差芜猥之患。又晰言省志与府志、府志与县志地位之差别，大旨谓府县志为省志资料，省志为国史资料，各自有其任务与其组织；省志非拼合府县志可成，府县志非割裂省志可成。

实斋所改造之方志概念既与前不同，则其内容组织亦随之而异。今试将旧志中号称最佳之谢氏《广西通志》，与实斋所拟《湖北三书》稿，比较如下。

嘉庆《广西通志》目录：

训典四表：郡县沿革　职官　选举　封建

九略：舆地——疆域图、分野、气候、户口、风俗、物产。山川——山、川、水利。关隘建置——城池、廨置、学校、坛庙、梁津。经政——铨选、恤助、经费、禄饷、恤政、田赋、盐法、榷税、积贮、祀典、土贡、学制、兵制、马政、邮政、承审土司事件、口粮、盐仓、刑具、鼓铸、陂河、经费、船政。前事艺文——经、史、子、集、传记、事记、地记、杂记、志乘、奏疏、诗文。金石胜迹——城池、署宅、冢墓、寺观。

二录：宦绩　谪宦

六列传：人物　土司　列女　流寓　仙释　诸蛮

《湖北三书》目录：

《湖北通志》七十四篇

二纪：皇言　皇朝编年（附前代）

三图：方舆　沿革　水道

五表：职官　封建　选举　族望　人物

六考：府县　舆地　食货　水利　艺文　金石

四政略：经济　循绩　捍御　师儒

五十三传（目多不载）

《湖北掌故》六十六篇

吏科——四目：官司员额、官司职掌、员缺繁简、吏典事宜。

户科——十九目：赋役、仓庾、漕运、杂税、牙行等。

礼科——十三目：祀典、仪注、科场条例等。

兵科——十二目：将弁员额、兵丁技艺额数、武弁例马等。

刑科——六目：里甲、编甲图、囚粮衣食、三流道里表等。

工科——十二目：城工、塘汛、江防、铜铁、矿厂、工料价值表等。

《湖北文征》八集：

甲集上下——裒录正史列传。

乙集上下——裒录经济策要。

丙集上下——裒录词章诗赋。

丁集上下——裒录近人诗词。

约而言之，向来作志者皆将“著述”与“著述资料”混为一谈。欲求简洁断制不失著述之体耶？则资料之割舍者必多。欲将重要资料悉予保存耶？则全书繁而不杀，必芜秽而见厌。故康之《武功》，韩之《朝邑》，与汗牛充栋之俗志交讥，盖此之由。实斋“三书”之法，其《通志》一部分，纯为“词尚体要”“成一家言”之著述；《掌故》《文征》两部分，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既别有两书以保存资料，故“纯著述体”之《通志》，可以肃括闳深，文极简而不虞遗阙。实斋所著《方志辨体》自述其《湖北通志》稿之著述义例，内一段云：“《通志》食货考田赋一门，余取《赋役全书》布政使司总汇之册，登其款数，而采用明人及本朝人所著财赋利病奏议详揭及士大夫私门论撰，联络为篇。为文不过四五千言，而读者于十一府州数百年间财赋沿革弊利，洞如观火。盖有布政司以总大数，又有议论以明得失，故文简而事理明也。旧志尽取各府州县《赋役全书》，挨次排纂，书盈五六百纸。……阅者连篇累卷。但见赋税钱谷之数，而数百年利病得失则茫然无可求。……”

其保存资料之书，又非徒堆积档案谬夸繁富而已，加以别裁，组织而整理之，驭资料使适于用。《湖北掌故》中有《赋役表》一篇，《方志辨体》述其义例云：“志文既撷其总要，贯以议论，以存精华，仍取十一府州六十余州县《赋役全书》，巨帙七十余册，总其款目以为之经，分其细数以为之纬，纵横其格，排约为《赋役表》。不过二卷之书，包括数十巨册，略无遗脱。……”观此可见《掌故》书体例一斑。实斋之意，欲将此种整理资料之方法，由学者悉心订定后，著为格式，颁下各州县之“志科”，随时依式最录，则不必高材之人亦可从事，而文献散亡之患可以免。此诚保存史料之根本办法，未经人道者也。实斋所作《州县请立志科议》云：“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

实斋之于史，盖有天才，而学识又足以副之。其一生工作，全费于手撰各志，随处表现其创造精神。以视刘子玄、郑渔仲，成绩则既过之矣。今《和》《亳》《永清》三志，传本既甚希，吾侪仅在《文史通义》外篇见其叙例；《湖北通志》，则毕秋帆去职后，全局皆翻；嘉庆官本，章著痕迹，渺不复存，幸而《遗书》中有检存稿及未成稿数十篇，得以窥其崖略。然固已为史界独有千古之作品，不独方志之圣而已。吾将别著《章实斋之史学》一书详论之，此不能多及也。

吾于诸名志，见者甚少，不敢细下批评。大约省志中嘉道间之广西谢志，浙江、广东阮志，其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同光间之畿辅李志、山西曾志、湖南李志等，率皆踵谢、阮之旧，而忠实于所事，抑其次也。而宣统新疆袁志，前无所承，体例亦多新创，卓然斯界后起之雄矣。各府州县志，除章实斋诸作超群绝伦外，则董方立之《长安》《咸宁》二志，论者推为冠绝今古；郑子尹、莫子偲之《遵义志》，或谓为府志中第一；而洪稚存之《泾县》《淳化》《长武》，孙渊如之《邠州》《三水》，武授堂之《偃师》《安阳》，段茂堂之《富顺》，钱献之之《朝邑》，李申耆之《凤台》，陆祁孙之《郯城》，洪幼怀之《鄢陵》，邹特夫、谭玉生之《南海》，陈兰甫之《番禺》，董觉轩之《鄞县》《慈溪》，郭筠仙之《湘阴》，王壬秋之《湘潭》《桂阳》，缪小山之《江阴》，皆其最表表者。而比较其门目分合增减之得失，资料选择排配之工拙，斯诚方志学中有趣且有益的事业。余有志焉，而今病未能也。

昔人极论官修国史之弊。盖谓领其事者皆垂老之显宦，不知学问为何物；分纂人员猥滥，无所专责，虽有一二达识，不能尽其才。故以刘子玄之身具三长，三入史馆，而曾不得一藉手以表所学，徒发愤于《史通》，此其明效矣。方志地位，虽亚于国史，然编纂之形式，率沿唐后官局分修之旧，故得良著甚难，而省志尤甚。必如谢蕴山、阮芸台之流，以学者而任封圻，又当承平之秋，史事稀简，门生故吏通学者多，对于修志事自身有兴味，手定义例，妙选人才分任而自总其成，故成绩斐然也。然以乾隆末之湖北志局，以毕秋帆为总督，而举国以听于章实斋，亦可谓理想的人选矣。全书已成未刻，毕忽去位，而局中一校对员陈增者构煽其间，遂至片迹不存。若非实斋白录有副本之一部分，则数年间努力之结果，皆灰飞烬灭矣。始未见《章氏遗书》中《方志略例》及各散篇。又如乾隆初年之《浙江通志》，其经籍一门出杭大宗手，而卒被局员排挤削去。大宗虽别录单行，然今竟不可得见矣。看《道古堂集·两浙经籍志序》。州县志规模较小，责任转专，故得良著亦较易。或绩学之长官亲总其事，如陆稼书之在灵寿，段茂堂之在富顺，李申耆之在凤台；或本邑耆宿负重望居林下，发心整理乡邦文献，如王述庵之于太仓，武授堂之于偃师、安阳，陆存斋之于归安，邓湘皋之于宝庆，缪小山之于江阴；又或为长官者既物色得人，则隆其礼貌，专其委任，拱手仰成，不予牵制，如永清之得章实斋，长安、咸宁之得董方立。三者有一于此，斯佳志可成。虽然，犹有难焉。以郭筠仙之通才博学，官至督抚，归老于乡，自任本县《湘阴图志》总纂，书已告成，而为李桓所扼，卒历若干年，仅得以私赀付刻。始末见本书后序。蒋子潇受聘修《泾阳志》，体例一仿实斋，及全书刻出，凡例仍其原文，而内容已窜改无完肤矣。见《七经楼文集》“关中志乘”条。夫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瞑目其理想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斯固非一手一足之烈，而且非借助于有司或其他团体，则往往不能如意。故学者欲独力任之，其事甚难，而一谋于众，则情实纠纷，牵制百出。此所以虽区区一隅之志乘，而踌躇满志者且不一二睹也。

虽然，以乾、嘉以后诸名志与康、雍以前各志相较，乃至与宋、元、明流传之旧志相较，其进步既不可以道里计，则诸老之努力固未为虚也。

官修之外，有私家著述，性质略与方志同者。此类作品，体制较为自由，故良著往往间出。其种别可略析如下：

一、纯属方志体例而避其名者。例如嘉庆初师荔扉范之《滇系》，实私撰之《云南通志》，因旧通志极芜略，且已七十年失修，乃独力创此。又如刘端临之《扬州图经》，刘楚桢之《宝应图经》，两书吾未见，疑实具体之州志、县志。许石华之《海州文献录》。亦未见，刘伯山《通义堂集》有序，极称之。

二、专记一地方重要史迹者。其体或为编年，例如汪容甫之《广陵通典》，此书极佳，实一部有断制之扬州史。董觉轩之《明州系年要略》；此书未见，当是一部好宁波史。或为纪事本末，例如冯蒿庵苏之《滇考》。此书甚佳，能言云南与中原离合之所由。

三、专记人物者。此即《隋志》中《某某耆旧传》《某某先贤传》之类，实占方志中重要部分。例如潘力田之《松陵文献》，此书为极用心之作，详其弟次耕所序。刘伯山毓崧之《彭城献征录》，马通伯其昶之《桐城耆旧传》，徐菊人世昌之《大清畿辅先哲传》等。

四、专记风俗轶闻者。此即《隋志》中“风土记”“异物志”之类，亦方志之一部。例如屈翁山大均之《广东新语》，田纶霞雯之《黔书》等。

五、不肯作全部志，而摘取志中应有之一篇，为己所研究有得而特别泐成者。例如全谢山之《四明族望表》，实《鄞县志》中主要之创作。前此各方志无表族望者。谢山此篇出，章实斋复大鼓吹之，同光后之方志多有此门矣。孙仲容之《温州经籍志》，实将来作《温州志》者所不能复加。此书佳极，仿朱氏《经义考》，搜罗殆备。刘孟瞻之《扬州水道记》，林月亭伯桐之《两粤水经注》，即扬州或两广志中水道篇之良著。陈静庵述之《补湖州府天文志》，即府志之一部。

六、有参与志局事而不能行其志，因自出所见，私写定以别传者。例如焦里堂之《刊记》，伊墨卿修《扬州图经》，里堂主其事。墨卿去官而局废。里堂乃出所考证，私撰此书。吴山夫玉搢之《山阳志遗》等。《淮安府志》志山阳事颇多漏略。山夫躬在志局，心不慊焉，别为此书。

七、有于一州县内复析其一局部之地作专志者。例如张炎贞之《乌青文献》，乌青为苏州一镇，炎贞为潘力田学友。此书效《松陵文献》，三十年乃成。焦里堂之《北湖小记》，北湖为扬州乡村，里堂所居。此书凡六卷四十七篇，阮芸台谓足觇史才。乃至如各名城志，例如朱竹垞之《日下旧闻》，专记京师事。各名山志，例如徐霞客之《鸡谷山志》，体倒精审独绝等。

凡此皆方志之支流与裔，作者甚多，吾不过就所记忆，各举一二种以为例。此类书自宋以来已极发达。有清作者，虽无以远过于前代，然其间固多佳构，或竟出正式方志上也。

以文征列方志三书之一，此议虽创自章实斋，然一地文征之书，发源既甚早，实斋文征体例，与诸家所辑不尽从同。历代集部所著录，若《苏州名贤咏》《浙东酬唱集》《河汾遗老诗》《会稽掇英集》《宛陵群英集》，其最著名而范围较广者如元遗山之《中州集》，皆是也。然多属选本，或专为一时少数人酬唱之荟萃，含史学的意味盖尚少。清代学者殆好为大规模的网罗遗佚，而先着手于乡邦。若胡文学之《甬上耆旧诗》三十卷，李邺嗣补之为若干卷，全祖望续之为七十卷，又国朝部分四十卷。沈季友之《槜李诗系》四十二卷。若张廷枚之《姚江诗存》若干卷。若汪森之《粤西诗载》二十五卷、《粤西文载》七十五卷。若费经虞及其子密之《剑阁芳华集》二十五卷明代蜀人诗，此皆康、雍以前所辑也。中叶以后，踵作滋繁。若卢见曾之《江左诗征》、王豫《江苏诗征》，吴颢及其孙振棫之《杭郡诗辑》，吴允嘉之《武林耆旧集》，阮元之《淮海英灵集》辑扬州及南通州人作、《两浙輶轩录》督浙学时所辑，刘宝楠《宝应文征》，温汝适之《粤东文海》《粤东诗海》，罗学鹏之《广东文献》，郑珍之《播雅》辑贵州遵义府人诗，邓显鹤之《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夏退庵之《海陵文征》《诗征》，沈翁之《湖州诗摭》，朱祖谋之《湖州词录》等。悉数之殆不下数十种，每种为卷殆百数十。其宗旨皆在钩沉搜逸，以备为贵，而于编中作者大率各系以小传。盖征文而征献之意亦寓焉。

亦有不用总集体而用笔记体，于最录遗文之外再加以风趣者。如戴璐之《吴兴诗话》，朱振采之《江西诗话》，莫友芝之《黔诗纪略》等。

亦有不限于乡邦人所作，而凡文章有关乡邦掌故皆最录之，如焦循之《扬州足征录》等。

亦有簿录乡邦人之著述作，记其存佚为之提要者，如孙诒让之《温州经籍志》，朱振采之《豫章经籍志》，廖平之《井研艺文志》等。

更有大举搜集乡邦人著述汇而刻之者，如《畿辅丛书》《岭南遗书》《豫章丛书》等，别于论丛书章，胪举其目。

凡此皆章实斋所谓方志三书之一也。语其形式，实等类书，除好古者偶一摩挲，更无他用。虽然，深探乎精神感召之微，则其效亦可得言。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诗文之征，耆旧之录，则亦其一工具而已。

八　地理学

中国地理学，本为历史附庸，盖自《汉书》创设地理志，而此学始渐发展也。其后衍为方志之学，内容颇杂，具如前章所述。现存之古地理书，如唐代之《元和郡县志》、宋代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其性质可谓为方志之集合体。盖皆以当时郡县为骨干，而分列境界、风俗、户口、姓氏、人物、土产等。后此明清《一统志》，皆仿其例也。其专言水道之书，则有如《水经注》等；专言域外地理之书，则有如《大唐西域记》等。

晚明有一大地理学者，曰徐霞客宏祖，所著《霞客游记》，成于崇祯十三年，一般人多以流连风景之书视之，不知霞客之游，志不在选胜，而在探险也。潘次耕序之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先审山脉如何去来，水势如何分合，既得大势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实中土人创辟之事。……山川条理，胪列目前。土俗人情，关梁阨塞，时时著见。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遂初堂集》卷七盖以科学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实测为基础，如霞客者真独有千古矣。

清康熙间复有一实测的地理学家，曰南昌梁质人盼，著有《西陲今略》。刘继庄记其事云：“梁质人留心边事已久。辽人王定山为河西靖逆侯张勇中军，与质人相与甚深。质人因之遍历河西地，因得悉其山川险要，部落游牧，暨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如观火，著为一书，凡数十卷，曰《西陲今略》。历六年之久，寒暑无间，其书始成。余见其稿，果有用之奇书也。”《广阳杂记》二继庄极心折此书，尝于逆旅中费二十二日之工，昼夜不停，手录其稿。余考质人盖习与李恕谷游，好颜习斋之学者。见《恕谷年谱》徐霞客为西南探险家，质人亦西北探险家矣。惜其书久佚，并继庄复写本亦不可见，不获与霞客《游记》同受吾曹激赏也。

航海探险家，则有同安陈资斋伦炯，所著书曰《海国闻见录》。资斋以闽人，幼为水手，其游踪东极日本，西极波斯湾；中国沿海岸线，周历不下数十次。后袭父荫，康熙末官至提督。其书虽仅两卷，然于山川阨塞，道里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变化，无不凭其实验，纤悉备书。其论海防主要地点，曰旅顺，曰胶澳，曰舟山，曰金厦二岛，曰台湾，曰虎门，曰钦州。至今沦没殆尽，夫谁识二百年前，固早有高掌远蹠，目营而心注之者耶？噫！资斋之论渤海，谓登州、旅顺，南北对峙，而以成山为标准。是知胶、威、旅大失，而北洋门户撤矣。其论南海，谓金厦二岛，为闽海咽喉；虎门、香山，实粤东门户，廉多沙，钦多岛，据天然之保障；海南孤露，地味瘠薄，不及台湾澎湖沃野千里，可以屏捍内地。是知台湾、广州湾之失，而南屏坏矣。其论东海，谓定海为南海之堂奥，乍浦滨于大海，东达渔山，北达洋山，某处水浅可以椗舶，某处水深可以通航。是知舟山为中部最良之军港矣。其远见硕画，大率类此。

以上三家，吾名之曰探险的实测的地理学者。其有本此精神而更努力于地理学观念之全部改造者，则手钞《西陲今略》之刘继庄其人也。

继庄之言曰：“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极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广阳杂记》卷三，叶十其对于一切学术，皆以此为评判之鹄，故同时顾景范、万季野之地理学，彼虽表相当的推许，然终以“仅长于考古”少之。其自己理想的新地理学则略如下：

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人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杪，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以简平仪正切线表为一，则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烂漫。无论梅矣，若吴下，梅则开于惊蛰，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确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几句，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见北风起，地即潮湿，变而为雨，百不失一，询之土人，云自来如此。始悟风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吴下，水皆东南流，故必东南风而后雨；衡湘水北流，故须北风也。然则诸方山川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当案志而求，汇成一则，则风土之背正刚柔，暨阴阳燥湿之征，又可次第而求矣。诸土产，此方所有，他方所无者，别为一则，而土音谱合俚音谱共为一则，而其人情风俗之征，皆可案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发其凡，观厥成者望之后起之英耳。《广阳杂记》卷三，叶四十九

继庄书除《广阳杂记》五卷外，片纸无存，其地理书恐亦未成一字。然观以上所论，则其注意于现代所谓地文学与人生地理学，盖可概见。彼盖不以记述地面上人为的建置沿革为满足，进而探求“人地之故”——即人与地相互之关系，可谓绝识矣。继庄好游，不让霞客。《鲒埼亭集》有记刘继庄遗事一则云：“……万先生（季野）与继庄共在徐尚书（健庵）邸中。万先生终朝危坐观书，而继庄好游，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归而以所历告之万先生。万先生亦以其所读书证之，语毕复出。……”而所至皆用实地调查之功，《杂记》中所记气候、地形、物产，影响于人类生活之实例，是自亲历目验者颇多，皆所谓“人地之故”也。要之，继庄之地理学虽未有成书，然其为斯学树立崭新的观念，视现代欧美学者盖未遑多让。惜乎清儒佞古成癖，风气非一人能挽，而三百年来之大地理学家，竟仅以专长考古闻也。

清儒之地理学，严格的论之，可称为“历史的地理学”。盖以便于读史为最终目的，而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地理学仅以历史学附庸之资格而存在耳，其间亦可略分三期：第一期为顺康间，好言山川形势阨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第二期为乾嘉间，专考郡县沿革、水道变迁等，纯粹的历史地理矣；第三期为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寖假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活。

顾亭林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实为大规模的研究地理之嚆矢。其《利病书》自序云：“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是其著述动机，全在致用；其方法则广搜资料，研求各地状况，实一种政治地理学也。惜其书仅属长编性质，未成为有系统的著述，且所集资料，皆求诸书本上，本已不甚正确，时过境迁，益为刍狗，即使全部完整，亦适成其为历史的政治地理而已。

清代第一部之考古的地理书，端推顾景范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百三十卷。景范著此书，二十九岁始属稿，五十岁成，二十余年间，未尝一日辍业。其书前九卷为历代州域形势；后七卷为山川源委及分野；余百十四卷则各省府州县分叙。每省首冠以总序一篇，论其地在历史上关系最重要之诸点，次则叙其疆域沿革，山川险要，务使全省形势了然。每府亦仿此，而所论更分析详密。每县则纪辖境内主要之山川关隘桥驿及故城等。全书如一长篇论文。其顶格写者为正文，低格写者为注，夹行写者为注中之注。体裁组织之严整明晰，古今著述中盖罕其比。

景范与徐霞客异，其所亲历之地盖甚少。然其所记载，乃极翔实而正确，观魏禧、熊开元两序，可见其概。魏序云：“北平韩子孺时从余案上见此书，瞪目视余曰：‘吾不敢他论。吾侨家云南，出入黔蜀间者二十余年，颇能知其山川道里。顾先生闭户宛溪，足不出吴会，而所论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见而足履之者，岂不异哉！’……熊序云：“余楚人，习闻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履其地，考往事得失。及令崇邑，知海外一区，为三吴保障。……罔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筹一室，出入二十一史，凡形势之险阨，道里之近遥，山水之源委，称名之舛错，正其讹，核其实，芟其蔓，振其纲。……”专凭书本上推勘考证，而能得尔许收获，可谓异事！固由其力精勤，抑亦有通识、能别裁之效也。然此种研究法，终不能无缺憾。故刘继庄评之曰：“《方舆纪要》诚千古绝作，然详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读史，固大资识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须历练也。”《广阳杂记》二景范自论其书，亦曰：“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言：“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愦愦焉，则见闻与传闻异辞者之不可胜数也。”彼盖深有感于地理之非实测不能征信矣。嘉庆间济宁许云峤（鸿磐）著有《方舆纪要考证》，辨正顾氏之舛漏颇多。凌次仲称许之。惜其书已佚。

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而其价值在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序所言，深有隐痛焉。序中首述顾氏得姓之由，引《商颂》“韦顾既伐”文而申之曰：“后有弃其宗祀，献符瑞于仇雠之庭者，是则顾之罪人也。”又述其父临终遗命云：“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称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何怪今之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及余之身，而四海陆沉，九州腾沸。……嗟乎！园陵宫阙，城郭山河，俨然在望，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征，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矣。”上所述著作动机，可知其非徒欲垂空文以自见云尔。盖其书经始于顺治十二三年间。时永历尚存，闽郑未灭，仁人志士，密勿奔走谋匡复者，所在多有。此书之作，则三年畜艾之微意也。在今日海陆交通状况，迥异三百年前，其书自强半不适于用，然国内战争一日未绝迹，则其书之价值，固一日未可抹煞也。

若离却应用问题，而专就研究方法及著述体裁上评价，则在今日以前之地理书，吾终以此编为巨擘。若仿其成规，而推及军事以外各方面，斯可为踌躇满志之作矣。本书凡例末条言：“《周官·职方》，兼详人民、六畜、土宜、地利。……余初撰次历代盐铁、马政、职贡……等，寻皆散轶，病侵事扰，未遑补缀。其大略仅错见篇中，以俟他时之审定，要未敢自信为已成之书也。”据此知景范所欲撰著，尚不止此。彼卒年仅五十七，晚岁多病，未终其业也。

景范尝与万季野、阎百诗、胡朏明、黄子鸿等，同参徐健庵在洞庭山所开之《大清一统志》局事。盖景范、子鸿属草最多云。其后乾隆八年，统志始告成，其中一部分实采自《方舆纪要》，对勘可知也。乾隆末，洪稚存著《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五十卷，则《一统志》之节本，稍便翻览而已。

部州郡县之建置，代有革易，名称棼乱，读史者深所患苦。有两书颇便检阅者，一为康熙间常熟陈亮工芳绩所著《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一为道光间武陵杨愚斋丕复所著《舆地沿革表》四十卷。陈书按古以察今，杨书由今以溯古。陈书以朝代为经，地名为纬。杨书以地名为经，朝代为纬，两书互勘，治史滋便，陈杨两氏皆无他种著述。陈之祖父为顾亭林友。《亭林集》中有赠亮工诗。其书至道光间始刻出，上距成书时百六十余年。杨书亦光绪间始刻出，上距成书时三十余年。而李申耆之《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二十卷，不用表体，纯依韵以编为类书，尤便检查。

郑渔仲有言：“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后之史家，主于州县；州县移易，其书遂废。……以水为主，……则天下可运诸掌。”地理书如《元和郡县》《太平寰宇》，以至《方舆纪要》《一统志》等，皆所谓主于州县者也。以水为主者，起于郦道元《水经注》，然其书太鹜文采，泛滥于风景古迹，动多枝辞，且详于北而略于南；加以距今千载，陵谷改移，即所述北方诸水亦多非其旧。于是清儒颇有欲赓续其业而匡救其失者。最初则有黄梨洲之《今水经》，惜太简略，而于塞外诸水亦多舛讹。次则有戴东原之《水地记》，造端甚大，惜未能成。洪蕊登谓已成七册，今孔葓谷所刻仅一卷，自昆仑之虚至太行山而止。次则有齐次风召南之《水道提纲》二十八卷，号称精审。其书以巨川为纲，以所会众流为目。其源流分合，方隅曲折，统以今日水道为主，不屑屑附会于古义，而沿革同异，亦即互见于其间以上《四库提要》语。乾隆间修《一统志》，次风实总其成。总裁任兰枝。凡勘定诸纂修所分辑之稿，咸委诸次风。此书即其在志局时所撰，盖康熙朝所绘内府舆图，经西士实测，最为精审，而外间得见者希。次风既有著述之才，而在志局中所睹资料又足以供其驱使，故为书特可观也。其专研究一水源委者，如万季野之《昆仑河源考》，阮芸台之《浙江考》等名著尚多。

河防水利，自昔为国之大政，言地理学者夙措意焉。然著作价值，存乎其人。顾景范《方舆纪要》凡例云：“河防水利之书，晚近记载尤多，浮杂相仍，无裨实用。”其最有名者，则归安郑芷畦元庆之《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是书题傅泽洪撰，盖芷畦在傅幕府为之纂辑，而遂假以名，如万季野之《读礼通考》假名徐氏矣。《四库提要》谓：“有明以后，此类著作渐繁。大抵偏举一隅，专言一水。其综括古今，胪陈利病，统四渎分合、运道沿革之故，汇辑以成一编者，莫若此书之详且善。……”盖芷畦与万九沙、李穆堂、全谢山为友，其于学所得深也。道光间黎世垿有《续行水金鉴》百五十八卷。董士锡亦有《续行水金鉴》，详今略古。戴东原亦有《直隶河渠书》百十一卷，盖赵东潜所草创，而东原为之增订。后为无赖子所盗，易名《畿辅安澜志》，刻于聚珍板云。自余类此之书尚多，其在学术上有永久价值者颇少，不具录。

清儒嗜古成癖，一切学问皆倾向于考古。地理学亦难逃例外，自然之势也。故初期所谓地理学家，胡朏明之得名，则以《禹贡锥指》；阎百诗之得名，则以《四书释地》；自余如亭林、季野，皆各有考古的地理书。雍、乾以降，则《水经注》及《汉书·地理志》实为研究之焦点。《水经注》自全、赵、戴三家用力最深外，综前清一代治此者，尚不下二三十家，其人与其书已略见校勘章。《汉地理志》之校补注释，亦不下二十家，略见史学章表志条，今皆不具述。若钱竹汀，若洪稚存，皆于研究郡国沿革用力最勤。自余诸名家集中，关于考证古水道或古郡国者，最少亦各有一二篇，其目不能遍举。其成书最有价值者，则如江慎修之《春秋地理考实》，程春海之《国策地名考》等。

因研究《汉书·地理志》，牵连及于《汉书·西域传》，是为由古地理学进至边徼及域外地理学之媒介。边徼地理学之兴，盖缘满洲崛起东北，入主中原。康、乾两朝，用兵西陲，辟地万里。幅员式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借。故东自关外三省，北自内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卫藏，渐为学者兴味所集，域外地理学之兴，自晚明西土东来，始知“九州之外复有九州”。而竺古者犹疑其诞。海禁大开，交涉多故，渐感于知彼知己之不可以已，于是谈瀛之客，颇出于士大夫间矣。盖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

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学名其家者，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而仁和龚定庵自珍、黟县俞理初正燮、乌程沈子敦壵、固始蒋子潇湘南等，其疏附先后者也。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

边徼地理之研究，大率由好学之谪宦或流寓发其端。如杨大瓢宾之《柳边纪略》，为记述黑龙江事情之创作，盖其父以罪编置此地，大瓢省侍时记其间见也。洪北江亦以谴谪成《伊犁日记》《天山客话》等书，实为言新疆事之嚆矢。此等虽皆非系统的著述，然间接唤起研究兴味固不少。祁鹤皋、徐星伯皆夙治边徼地理，皆因遣戍伊犁而其学大成。鹤皋于乾隆季年在史馆创撰《蒙古王公表》，凡阅八年，成书百二十卷；中国学者对于蒙古事情为系统的研究，自此始也。嘉庆十年，鹤皋以公罪戍伊犁，则于其间成《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西域释地》二卷，归后又成《藩部要略》十六卷，《西陲要略》一卷。其云西陲者则新疆，云藩部者则诸部蒙古也。星伯以嘉庆十七年戍伊犁，续补鹤皋之《总统事略》，即其后进呈、赐名《新疆识略》者是也。其在戍也，复成《新疆赋》二卷，《西域水道记》五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复有《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未刻。内《西域水道记》最为精心结撰之作，盖自为记而自释之，其记以拟《水经》，其释则拟郦注也。而李恢垣光廷著《汉西域图考》，虽未历其地，而考证有得者颇多。

张石洲著《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北魏地形志》十三卷。《游牧记》盖与鹤皋之《藩部要略》相补，《要略》为编年史，此则专门地志也。属稿未竟而卒，何愿船补成之。

龚定庵著有《蒙古图志》，为图二十有八，为表十有八，为志十有二，凡三十八篇。其《像教志》《水地志》《台卡志》《字类表》《声类表》《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册降表》《寄爵表》《乌梁海志》《青海志》等，皆有序文见本集中，盖深通史裁之作品也。定庵复有《北路安插议》《西域置行省议》等篇，言新疆事颇中窾要。同时魏默深亦治西北史地之学，而其精力萃于《新元史》一书，考证地理盖其副业云。

何愿船稍晚出，寿亦最短，然其学精锐无前，所著《北徼汇编》八十六卷，咸丰间赐名《朔方备乘》。其书为“圣武述略”六，东海诸部内属述略、索伦诸部内属述略、喀尔喀内属述略、准噶尔荡平述略、乌梁海内属述略、哈萨克内属述略。为“考”二十有四，北徼星度考、北徼界碑考、北徼条例考、北徼喀伦考、北徼形势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学考、雅克萨城考、尼布楚城考、波罗的等路疆域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罗斯亚美里加属地考、北徼城垣考、北徼邑居考、艮维窝集考、库叶附近诸岛考、北徼山脉考、艮维诸水考、包楞格河源流考、额尔齐斯河源流考、北徼水道考、北徼教门考、北徼方物考、乌孙部族考。为“传”六，汉魏北徼诸国传、周齐隋唐北徼诸国传、辽金元北徼诸国传、元代北徼渚王传、历代北徼用兵将帅传、国朝北徼用兵将帅传。为“纪事始末”二，俄罗斯互市始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为“记”二，俄罗斯进呈书籍记、俄罗斯丛记。为“考订诸书”十五，“辨正诸书”五，目多不具举。为表七，北徼事迹表上下、北徼沿革表、北徼地名异同表、俄罗斯境内分部表、北徼世次表、北徼头目表。而以“图说”一卷终焉。其书言蒙古最详，而尤注重中俄关系；有组织，有别裁，虽今日读之，尚不失为一名著也。

同光间治西北地理者，有顺德李仲约文田著《元秘史注》《双溪集注》等，所注专详地理；有吴县洪文卿钧著《元史译文证补》，末附考数篇，皆言地理。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学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其大部分工作在研究蒙古，而新疆及东三省则其附庸也。

此类边徼地理之著作，虽由考古引其端，而末流乃不专于考古，盖缘古典中可凭借之资料较少。而兹学首倡之人如祁鹤皋、徐星伯辈，所记载又往往得自亲历也。其专以考古边徼地理名家者，在清季则有丁益甫谦。

益甫以乡僻穷儒，交游不广，蓄书不多，而所著《蓬莱轩舆地丛书》六十九卷，探赜析微，识解实有独到处，除各史之蛮夷传咸分别考证外，其余凡关于边徼及域外地理之古籍，上自《穆天子传》，中逮法显、玄奘诸行传，下迄耶律楚材、丘长春诸游记，外而《马哥波罗游记》，皆详细笺释。成书凡数十种，皆互相钩稽发明，绝少牴牾。其中不能无误谬处，自是为时代及资料所限，不能苛求。可谓释地之大成，籀古之渊海也已。其学风与益甫略相近而学力亦相埒者，则有钱唐吴祁甫承志，著有《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五卷。

言世界地理者，始于晚明利玛窦之《坤舆图说》，艾儒略之《职方外纪》。清初有南怀仁、蒋友仁等之《地球全图》。然乾嘉学者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之而已。嘉庆中林少穆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鸦片战役后，则有魏默深《海国图志》百卷，徐松龛继畲《瀛环志略》十卷，并时先后成书。魏书道光二十二年成六十卷，二十七年刻于扬州，咸丰二年续成百卷。徐书作始于道光二十三年，刻成于二十八年。魏书不纯属地理，卷首有筹海篇，卷末有《筹夷章条》《夷情备采》《战舰、火器条议》《器艺货币》等。篇中多自述其对外政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然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徐书本自美人雅裨理，又随时晤泰西人辄探访，阅五年数十易稿而成，纯叙地理，视魏书体裁较整。此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故略述其著作始末如上。其晚近译本，不复论列也。

制图之学，唐代《十道图》今已不存，而元朱伯思之图，在前代号称最善，盖所用者阿拉伯法也。清圣祖委任耶稣会士分省实测，于康熙五十三年成《内府舆图》，为后此全国地图所本。乾隆平定准、回部及大小金川后，使用新法测量，成《西域图志》，益精善矣详官书章。然皆属殿板，民国罕见。道光间，李申耆创制《皇朝一统舆图》一卷，《历代地理沿革图》二十二幅，其沿革图用朱墨套印，尤为创格，读史者便焉。同治间，胡文忠林翼抚鄂，著《大清一统舆图》三十一卷，凡海岸、山脉、河流、湖泽、道里、城邑、台站、关塞，无不详细登录。其开方之法，则准以纬度，一寸五分为一方，方为百里。各行省及外藩皆作专图，可分可合，实当时空前之作也。光绪间杨星吾守敬著《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因李氏之旧，稍加精密。邹沅帆代钧自制中国舆地尺，一华尺等于百万分米特之三十万又八千六百四十二。以绘世界全图。凡外图用英法俄尺者，悉改归一律，无论何国何地，按图可得中国里数分率之准焉，此清代制图学进步之大凡也。

九　谱牒学

方志，一方之史也；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章实斋语意。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而年谱之效用，时极宏大。盖历史之大部分，实以少数人之心力创造而成。而社会既产一伟大的天才，其言论行事，恒足以供千百年后辈之感发兴奋，然非有严密之传记以写其心影，则感兴之力亦不大。此名人年谱之所以可贵也。

年谱盖兴于宋。前此综记一人行事之著作见于著录者，以《东方朔传》《李固别传》等为最古，具体殆类今之行状。其有以年经月纬之体行之者，则薛执谊之《六一居士年谱》、洪兴祖之《昌黎先生年谱》、鲁訔之《杜甫年谱》、吴斗南之《陶潜年谱》，其最先也。自明以来，作者继踵，入清而极盛。

第一类，自撰年谱。欧美名士，多为自传，盖以政治家自语其所经历，文学家自语其所感想，学者自语其治学方法……令读者如接其謦欬，而悉其甘苦，观其变迁进步，尚友之乐，何以加诸？中国古代作者，如司马迁、东方朔、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王充、刘知几等皆有之，而迁、充、知几之作附于所著书后者，尤能以真性情活面目示吾侪，故永世宝焉。年谱体兴，自谱盖鲜。明以前靡得而指焉，所见者仅有明张文麟自撰《端岩年谱》。清人自谱之可称者如下：

《孙夏峰先生年谱》夏峰八十七岁时自撰大纲，门人汤斌、魏一鳌、赵御众、耿极编次而为以注，并续成后五年。

《毋欺录》朱伯庐（用纯）著。此书自记其言论、行事、感想，皆系以年，实等于自撰年谱也。光绪间金吴澜汇刻《归顾朱三先生年谱》，即以此当朱谱。

《魏敏果公年谱》魏环溪（象枢）口授，子学诚等手录。

《蒙斋年谱》田山薑（雯）六十岁时自著，子肇丽续成后十年。

《渔洋山人年谱》王贻上（士祯）自著，小门生惠栋补注。

《漫堂年谱》宋牧仲（荦）自著。

《恕谷先生年谱》李恕谷（塨）自为日谱，五十二岁时命门人冯辰辑之为年谱，实等自撰也。凡恕谷友已下世者，皆附以小传则全出辰手。

《尹元孚年谱》尹元孚（会一）自著。

《瞿木夫自订年谱》木夫名中溶，钱竹汀女婿。

《言旧录》张月霄（金吾）自撰年谱。

《病榻梦痕录》《梦痕余录》汪龙庄（辉祖）自撰年谱。本录记事，余录记言。

《敝帚斋主人年谱》徐彝舟（鼒）自撰。

《退庵自订年谱》梁茞林（章钜）自撰。

《骆文忠公秉章年谱》自撰。

《葵园自定年谱》王益吾（先谦）自撰。

此外自撰年谱有刻本者尚十数家，以其人无足称，不复论列。黄梨洲、施愚山皆有自撰谱，已佚。自撰年谱中主人若果属伟大人物，则其价值诚不可量，盖实写其所经历所感想，有非他人所能及者也。惜以上诸家能餍吾望者尚少，内中最可宝者厥唯《恕谷年谱》。其记述自己学问用力处，可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彼又交游甚广，一时学风藉以旁见者不少。其体裁最完整者莫如汪龙庄之《梦痕录》。惜龙庄学识颇平凡，不足耐人寻味耳。章实斋、邵二云皆龙庄挚友。若彼二人有此详细之自叙，岂非快事！葵园谱下半述其刻书编书之经历颇可观。月霄、彝舟皆质朴有风趣。木夫谱最可见乾嘉学风印象，且钱竹汀学历多藉以传。夏峰谱原文虽简，得注便详，明清之交“北学”“洛学”之形势见焉。其余则“自郐以下”矣。

此外亦有自撰墓志铭之类者，以吾记忆所及，则屈翁山、张稷若、李恕谷、彭南畇皆有之。又如汪容甫有《自序》，则文人发牢骚之言，所裨史料仅矣。其仿马班例为详密的自述，附所著书中者甚少，吾忆想所得，唯顾景范《读史方舆纪要序》颇近是。

第二类，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此类年谱价值，仅下自撰一等，因时近地切，见闻最真也。但有当分别观之者。其一，先问谱主本人价值如何？若寻常达宦之谱，事等谀墓，固宜复瓿。其二，谱主人格虽可敬，然丰于所昵，人之恒情；亲故之口，虑多溢美。其三，即作谱者力求忠实，又当视其学识如何？“相知贵相知心”，虽父师亦未必遂能得之于子弟。以此诸因，此类谱虽极多，可称者殊寥落，今略举如下：

《孙文正公（承宗）年谱》《鹿江村先生（善继）年谱》门人陈鋐著。

《刘蕺山先生（宗周）年谱》门人董瑒著，子汮录遗。

《漳浦黄先生（道周）年谱》门人庄起俦著。尚有门人洪恩、郑亦邹两本在前。

《申端愍公（允佳）年谱》子涵光著。《申凫盟（涵光）年谱》弟涵盼著。

《顾亭林先生（炎武）年谱》子衍生著。后人续者尚数家，见第三类。

《李二曲先生（颙）年谱》门人王心敬著。

《魏石生先生（裔介）年谱》子荔彤著。

《颜习斋先生（元）年谱》门人李塨、王源合著，以习斋自撰日谱为底本。

《汤文正公（斌）年谱》门人王廷灿著。

《查他山先生（慎行）年谱》外曾孙陈敬璋著。

《陆稼书先生（陇其）年谱》子宸征、子婿李铉合著。

《施愚山先生（闰章）年谱》曾孙念曾著。

《全谢山先生（祖望）年谱》门人董秉纯著。

《汪双池先生（绂）年谱》门人金龙光著。

《戴东原先生（震）年谱》门人段玉裁著。

《阮尚书（元）年谱》子福著。

《孙渊如先生（星衍）年谱》友人张绍南著。

《洪北江先生（亮吉）年谱》门人吕培著。

《弇山毕公（沅）年谱》门人史善长著。

《方植之（东树）年谱》从弟宗诚著。

《吴山夫（玉搢）年谱》友人丁晏著。

《养一子（李兆洛）年谱》门人蒋彤著。

《陈硕甫先生（奂）年谱》门人管庆祺、戴望著。

《阿文成公（桂）年谱》孙那彦成、门人王昶同著。

《曾文正公（国藩）年谱》门人李瀚章、黎庶昌等著。

《左文襄公（宗棠）年谱》湘潭罗正钧著。

《罗忠节公（泽南）年谱》失著人名氏。

《王壮武公（錱）年谱》湘潭罗正钧著。

《丁文诚公（葆桢）年谱》门人唐炯著。

《刘武慎公（长祐）年谱》友人郑辅纶、王政慈同著。

上所列除他山、愚山两谱时代稍后外，其余皆作谱人直接奉手于谱主，闻见最亲切者。然价值亦有差等。最上乘者应推蕺山、习斋、东原三谱，次则双池、养一两谱，盖皆出于其最得意门生之手，能深知其学也。蕺山谱记谱主学行外，尤多晚明时局史料。自余诸学者之谱，亦皆有相当价值，须改造者亦不少，若亭林谱即其例也。诸大学者中，如胡朏明，惠定宇，江慎修，李穆堂，钱竹汀，段茂堂，王石臞、伯申父子，焦里堂，庄方耕，刘申受，魏默深，陈兰甫，俞荫甫……皆无当时人所撰年谱，亦未闻有谋补作者，甚可惜也。

学者之谱，可以观一时代思想，事功家之谱，可以观一代事变，其重要相等。阿文成谱为卷三十有四，可谓空前绝后之大谱，其中繁芜处当不少吾未见，但作史料读固甚佳也。曾文正公谱十二卷，亦称巨制。余如陶文毅、林文忠、郭筠仙、李文忠等，似尚未有谱（？），颇可惜。

篇幅极长之行状事略等，往往详记状主事迹之年月，虽不用谱体，其效力亦几与谱等。如王白田之子箴昕所作《先府君行述》，洪初堂榜所作《戴东原先生行状》，焦里堂之子廷琥所作《先府君事略》，王石臞为其父文肃公安国所作《先府君行状》之类，名篇颇多。后此作谱者可取材焉。

第三类，后人补作或改作昔贤年谱。此乃当时未有谱而后人补作，或虽有谱而未完善，后人踵而改作者。此类作品，其一，必谱主为有价值的人物，得作谱者之信仰，故无下驷滥竽之病。其二，时代已隔，无爱憎成心，故溢美较少，此其所长也；虽然，亦以时代相隔之故，资料散失或错误，极难得绝对的真相，此其所短也。为极勤苦极忠实的考证，务求所研究之对象得彻底了解，此实清儒学风最长处。而此类补作或改作之年谱，最能充分表现此精神，故在著作界足占一位置焉。今将此类作品分两项论列如下：

甲）清人或今人补作或改作清人名人年谱以卒于清代者为限，以谱主年代先后为次。

《张苍水（煌言）年谱》咸丰间赵之谦著。旧有一谱，题全谢山著，赵氏辨其伪，别撰此本。

《黄梨洲（宗羲）年谱》（一）同治间梨洲七世孙炳垕著；（二）薛风昌著。

《顾亭林（炎武）年谱》（一）吴映奎著；（二）车守谦著；（三）胡虔著；（四）徐松著；（五）周中孚著；（六）张穆著。此谱最初本为亭林子衍生作，吴氏因之，车氏又因吴氏。徐氏未见诸本，孤意创作，已写定，未刻。张氏乃综合车、徐两本，再加厘定，道光二十三年著成。胡氏本见张本自序，周氏本见其所著《郑堂札记》，想皆已佚。

《王船山（夫之）年谱》（一）刘毓崧著；（二）王之春著。刘本同治乙丑年成，前无所承，创作至难，故名曰初稿，而自序称其未备者有七。之春为船山八世从孙，据家谱及他书以正刘本之讹而补其阙。书成于光绪十八年壬辰。

《朱舜水（之瑜）年谱》梁启超著。

《吴梅村（伟业）年谱》道光间顾师轼著。

《傅青主（山）年谱》（一）张廷鉴著，阙存；（二）同治间曹树谷著；（三）宣统间丁宝铨著。

《徐俟斋（枋）年谱》《万年少（寿祺）年谱》俱今人罗振玉著。

《阎古古（尔梅）年谱》（一）道光间鲁一同著；（二）今人张慰西著。

《冒巢民（襄）年谱》冒广生著。

《陈乾初（确）年谱》嘉庆间吴骞著。

《张杨园（履祥）年谱》苏惇元著。

《阎潜丘（若璩）年谱》道光间张穆著。

《戴南山（名世）年谱》道光间戴钧衡著（？）。此谱为戴作抑徐宗亮作，待考。

《章实斋（学诚）年谱》今人胡适著。日本人内藤虎次郎创作，胡氏订正扩大之。

《黄荛圃（丕烈）年谱》光绪间江标著。

《龚定庵（自珍）年谱》（一）吴昌绶著；（二）宣统间黄守恒著。

《徐星伯（松）年谱》光绪间缪荃孙著。

乙）清人或今人补作或改作汉至明名人年表或年谱以谱主年代先后为次。

《贾生（谊）年表》汪中著。

《董子（仲舒）年表》苏舆著。

《太史公（司马迁）系年要略》王国维著。

《刘更生（向）年谱》（一）梅毓著；（二）柳兴恩著。

《许君（慎）年表》陶方琦著。

《郑康成（玄）年谱》（一）沈可培著；（二）洪颐煊著；（三）陈鳣著；（四）袁钧著；（五）丁晏著；（六）郑珍著。王鸣盛《蛾术编》有《高密遗事》，卷三中亦有年表。

《郑司农（玄）、蔡中郎（邕）年谱合表》林春溥著。

《孔北海（融）年谱》缪荃孙著。

《诸葛武侯（亮）年谱》（一）张澍著，（二）杨希闵著。

《陈思王（曹植）年谱》丁晏著。

《王右军（羲之）年谱》（一）吴浔著，（二）鲁一同著。

《陶靖节（潜）年谱》（一）丁晏著；（二）陶澍著；（三）梁启超著。陶谱旧有宋人吴斗南、王质两家，丁作似自创，陶作名曰年谱考异，订正旧说，加详。梁作又加订正。

《庾子山（信）年谱》倪璠著。

《魏文贞公（征）年谱》王先恭著。

《慈恩法师（玄奘）年谱》梁启超著，仅成略本。

《王子安（勃）年谱》姚大荣著。

《张曲江（九龄）年谱》温汝适著。

《李邺侯（泌）年谱》杨希闵著。

《王摩诘（维）年谱》赵殿成著。

《陆宣公（贽）年谱》（一）丁晏著；（二）杨希闵著。

《白香山（居易）年谱》汪立名著。白谱旧有宋陈振孙本，汪氏改作。

《玉溪生（李商隐）年谱》（一）朱鹤龄著；（二）冯浩著；（三）张采田著，名曰《会笺》。

《韩忠献公（琦）年谱》杨希闵著。

《欧阳文忠公（修）年谱》华孳享著。

《司马温公（光）年谱》（一）顾栋高著；（二）陈宏谋著。

《王荆公（安石）年谱》（一）顾栋高著；（二）蔡上翔著。

《东坡先生（苏轼）年谱》（一）邵长蘅著；（二）查慎行著。苏谱旧有南宋施元之、宿父子，王宗稷三家，及傅藻《编年录》。邵作重订王谱。查作为年表式。

《苏文定公（辙）年谱》龚煦春著。

《黄文节公（庭坚）年谱》徐名世删补。黄谱旧有南宋末山谷诸孙闒所撰，徐氏删补之。

《二程（颢、颐）年谱》池生春著。

《米海岳（芾）年谱》翁方纲著。

《稷山段氏二妙（克己、成己）年谱》孙德谦著。

《元遗山（好问）年谱》（一）翁方纲著；（二）凌廷堪著；（三）施国祁著；（四）李光廷著。

《洪文惠（适）年谱》《洪文敏（迈）年谱》俱钱大昕著。

《岳忠武王（飞）年谱》梁玉绳著。忠武孙珂《金陀编》有简谱，梁氏补之。

《李忠定公（纲）年谱》杨希闵著。

《朱子（熹）年谱》附《考异》王懋竑著。朱谱旧有门人李公晦所著，明嘉靖间李默改窜之，全失其旧。康熙初有洪璟删补。李默本亦不佳，王氏作此订正之。

《陆子（九渊）年谱》李绂著，陆谱旧有其门人袁燮、傅子云所著，其后附刻全集之末，删汰失真。李氏作此订正之。

《陆放翁（游）年谱》（一）赵翼著，（二）钱大昕著。

《深宁先生（王应麟）年谱》（一）钱大昕著，（二）张大昌著，（三）陈仅之著。

《谢皋羽（翱）年谱》徐沁著。

《王文成公（守仁）年谱》（一）毛奇龄著，（二）杨希闵著。王谱旧有其门人钱德洪所著，后经李贽窜乱。毛、杨皆订正之，但亦未见佳。

《弇州山人（王世贞）年谱》钱大昕著。

《归震川（有光）年谱》（一）汪琬著，已佚；（二）孙守中著。

《戚少保（继光）年谱》戚祚国著。

《杨升庵（慎）年谱》简绍芳著。

《左忠毅公（光斗）年谱》马其昶著。

《徐霞客（宏祖）年谱》丁文江著。

上两项数十种，实清代年谱学之中坚。大抵甲项几无种不佳，乙项之佳者亦十而六七。此类之谱，作之实难，盖作者之去谱主，近则百数十年，远乃动逾千岁。非如第二类之谱，由门人子弟纂撰者，得以亲炙其言行，熟悉其时日。资料少既苦其枯竭，苦其挂漏，资料多又苦其漫漶，苦其牴牾。加以知人论世，非灼有见其时代背景，则不能察其人在历史上所占地位为何等，然由今视昔，影像本已朦胧不真，据今日之环境及思想以推论昔人，尤最易陷于时代错误。是故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专就学者或文学家言，别方面则又有别当注意之资料。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不宁唯是，凡与其人有关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语及其人者，悉当留意。不宁唯是，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忽视。故用一二万言之谱，往往须翻书至百数十种。其主要之书，往往须翻至数十遍。资料既集，又当视其裁断之识与驾驭之技术何如，盖兹事若斯之难也。吾尝试著一二谱，故深知其甘苦，然终未能得满意之作。吾常谓初入手治史学者，最好择历史上自己所敬仰之人，为作一谱。可以磨炼忍耐性。可以学得搜集资料、运用资料之法。优为此者，厥唯清儒，前代盖莫能及。

上列诸谱中，其最佳者，如王白田之《朱子年谱》。彼终身仅著此一书，而此一书已足令彼不朽。朱子之人格及其学术真相皆具焉。李穆堂之陆谱，价值亦略相埒也。如顾震沧之温公谱，其意欲使不读温公集之人，读此亦能了解温公人物真相之全部，在诸谱中实为一创格。震沧意谓有附集之谱，有单行之谱。附集者，备续集时参考，故宜简明。单行者，备不读集人得有常识，故宜详尽。再以与彼所著荆公谱合读，则当时全盘政局，若指诸掌矣。如蔡元凤之荆公谱，虽体裁极拙劣，而见识绝伦。如陶云汀之《渊明谱考异》，张孟劬之《玉溪谱会笺》，最注意于谱主之身世，观其孕育于此种环境中之文艺何如。如张石洲之顾、阎两谱，刘伯山之船山谱，罗叔蕴之徐、万两谱等，于谱主所履之地位、所接之人等，考核精密，细大不遗。如翁覃溪、李恢垣之遗山谱，孙益庵之二妙谱，资料本极乏，而搜罗结果乃极丰富。如丁俭卿之陈思谱，鲁通甫之右军谱，姚俪桓之子安谱，于谱主之特性及其隐衷，昭然若揭。如胡适之之实斋谱，不唯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吾尚嫌其未尽，并及时代思潮。凡此诸作，皆近代学术界一盛饰也。

第四类，纯考证的远古哲人年表。此类性质，与前三类皆不同。不重在知其人因其人为人所共知，而重在知其确实之年代。故不作直行之详赡年谱，而唯作旁行斜上之简明年表。然而考证辨析，有时亦甚辞费焉。列其作品如下。

《周公年表》牟庭著。

《孔子年表》（一）江永《孔子年谱》，黄定宜为之注；（二）狄子奇《孔子编年》；（三）胡培翚校注、宋胡仔之《孔子编年》；（四）崔述《洙泗考信录》；（五）魏源《孔子编年》；（六）林春溥《孔子师弟年表》。

《卜子年谱》陈玉澍著。

《墨子年表》（一）孙诒让《墨子年表》；（二）梁启超《墨子年代考》。

《孟子年表》（一）黄本骥《孟子年谱》；（二）汪椿《孟子编年》；（三）任启运《孟子考略》；（四）周广业《孟子四考》；（五）曹之升《孟子年谱》；（六）任兆麟《孟子时事略》；（七）狄子奇《孟子编年》；（八）崔述《孟子事实录》；（九）魏源《孟子编年》；（十）林春溥《孟子时事年表》。

《荀子年表》（一）汪中《荀卿子通论》附年表；（二）胡元仪《郇卿别传》。

《董生年表》苏舆著。在苏著《春秋繁露义证》内。

以上诸作，皆考证甚勤。夫非有问题，则不必考证。问题取决于纸上资料，恐终于“以后息者为胜”耳。虽然，经过若干人严密之考证，最少固可以解决问题之一部分也。至如墨、孟、荀等生卒年既无法确定，则欲编成具体的年表，总属徒劳。

族姓之谱，六朝、唐极盛，宋后寖微，然此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

清代当承平时，诸姓之谱，恒聘学者为之修订。学者亦喜自订其家之谱。观各名家集中殆无一不有“某氏族谱序”等文，可见也。吾尝欲悉荟萃此项文比而观之，则某地某姓有佳谱，盖可得崖略。惜今未能，故亦不克详论也。

十　历算学及其他科学

历算学在清学界占极重要位置，不容予不说明。然吾属稿至此，乃极惶悚极忸怩，盖吾于此学绝无所知，万不敢强作解事，而本书体例，又不许我自藏其拙。吾唯竭吾才以求尽吾介绍之责。吾深知其必无当也，吾望世之通此学者不以我为不可教，切切实实指斥其漏阙谬误之点，俾他日得以校改自赎云尔。

历算学在中国发达盖甚早。六朝唐以来，学校以之课士，科举以之取士；学者于其理与法，殆童而习焉。宋元两朝名家辈出，斯学称盛。明代，心宗与文士交哄，凡百实学，悉见鄙夷，及其末叶，始生反动。入清，则学尚专门，万流骈进，历算一科，旧学新知，迭相摩荡，其所树立乃斐然矣。计自明末迄清末，斯学演进，略分五期：

第一期　明万历中叶迄清顺治初叶约三十年间，耶稣会士赍欧洲新法东来，中国少数学者以极恳挚极虚心的态度欢迎之，极忠实以从事翻译。同时旧派反抗颇烈，新派以不屈不挠之精神战胜之。其代表人物则为李凉庵之藻、徐元扈光启等。

第二期　清顺治中叶迄乾隆初叶约八十年间，将所输入之新法尽量消化，彻底理会；更进一步，融会贯通之，以求本国斯学之独立。其代表人物为王寅旭锡阐、梅定九文鼎等。

第三期　乾隆中叶以后迄嘉庆末约三四十年间，因求学问独立之结果，许多重要古算书皆复活，好古有识之学者，为之悉心整理校注。其代表人物则戴东原震、钱竹汀大昕、焦里堂循等。

第四期　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约四五十年间，因古算书整理就绪之结果，引起许多创造发明，完成学问独立之业。其代表人物则汪孝婴莱、李四香锐、董方立祐诚、罗茗香士琳等。

第五期　同治初迄光绪中叶约三十年间，近代新法再输入，忠实翻译之业不让晚明。其代表人物为李壬叔善兰、华若汀蘅芳等。

第六期　光绪末迄今日，以过去历史推之，应为第二次消化会通发展独立之期。然而……

今吾将略述前五期之史迹。唯有一语先须声明者，历与算本相倚也，而三百年来斯学之兴，则假途于历而归宿于算。故吾所论述，在前两期历算并重，后三期则详算而略历焉。

晚明因天官失职，多年沿用之《大统历》，屡发见测算上之舛误，至万历末而朱载堉、邢云路先后抗言改历之必要。我国向以观象授时为国之大政，故朱、邢之论忽惹起朝野注意，历议大喧哄，而间接博得西欧科学之输入。

初，欧洲自“宗教革命”告成之后，罗马旧教团中一部分人为挽回颓势起见，发生自觉，于是有耶稣会之创设。会士皆当时科学知识最丰富之人，而其手段在发展势力于欧洲以外。于是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等先后来华，实为明万历天启时。中国人从之游且崇信其学者颇多，而李凉庵、徐元扈为称首。及改历议起，有周子愚者方为“五官正”钦天监属官，上书请召庞、熊等译西籍。万历四十年前后，凉庵与邢云路同以修历被征至京师。云路以己意损益古法，而凉庵专宗西术，新旧之争自此。崇祯二年，凉庵与元扈同拜督修新法之命。越二年，凉庵卒。又二年，元扈亦以病辞，荐李长德天经自代。天经一遵成规，矻矻事翻译，十年如一日，有名之《崇祯历书》百二十六卷，半由元扈手订，半由长德续成也。凉庵、元扈深知历学当以算学为基础，当未总历事以前，已先译算书。元扈首译欧几里得之《几何原本》六卷，欧人名著之入中国，此其第一。《几何原本》之成书，在元扈任历事前二十三年。自序谓“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盖承认欧人学问之有价值，实自兹始也。元扈又自为《勾股义》一卷。凉庵亦以半著半译的体裁，为《同文算指》十卷，《圜容较义》一卷。以上诸书，皆为当时言西算者所宗。

元扈总历事时，反对蜂起，最著者为魏文魁、冷守忠。元扈与李长德先后痛驳之，其焰始衰。《崇祯新历》经十余年制器实测之结果，泐为定本，将次颁行，而遭甲申之变，遂阁置。入清，以欧人汤若望掌钦天监，始因晚明已成之业而颁之。顺康之交，尚有杨光先者，纯狭排外的意气诋諆新法，著一书名曰《不得已书》，其后卒取汤若望之位而代之，旋以推步失实黜革，自是哄议始息矣。

元扈于崇祯四年上疏曰：“欲求起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翻译既有端绪，然后令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明史》本传当时研究此学之步骤如此。元扈既逝，旋遭丧乱，未能依原定计划进行。王寅旭引此疏而论之曰：“……文定元扈谥之意，原欲因西法以求进也。文定既逝，继其事者案指李天经等仅能终翻译之绪，未遑及会通之法，甚至矜其师说，龁异己。……今西法盛行，向之异议者，亦诎而不复争矣。然以西法有验于今，可也。如谓为不易之法，无事求进，不可也。……”《历说一》盖李、徐之业，得半而止，未逮其志。所谓“会通以求超胜”，盖有俟于后起，而毅然以此自任者，则王寅旭、梅定九其人也。

阮芸台著《畴人传》，清儒之部，以王、梅为冠首，且论之曰：“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各造其极，难可轩轾。”谅哉言矣！寅旭自幼嗜测天，晴霁之夜，辄登屋卧鸱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每遇日月蚀，辄以新旧诸法所推时日杪刻所蚀多寡实测之，数十年未尝一次放过。结果乃自为《晓庵新法》六卷，其自序既力斥魏文魁、陈壤、冷守忠辈之专己守残，推奖利、徐新法，然又谓西法有不知法意者五，当辨者十。其书则“会通若干事，考正若干事，表明若干事，增葺若干事”。其论治学方法，谓：“……当顺天以求合，不当为合以验天。法所以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吻合，犹恐有偶合之嫌。”《历策》又云：“其合其违，虽可预信，而分杪远近之细，必屡经实测而后得知。合则审其偶合与确合，违则求其理违与数违，不敢苟焉以自欺而已。”《推步交朔序》又云：“……学之愈久而愈知其不及，入之弥深而弥知其难穷。……若仅能握觚而即以创法自命，师心任目，撰为卤莽之术以测天，约略一合，傲然自足，胸无古人，其庸妄不学未尝艰苦可知矣。”《测日小记序》读此可知寅旭之学，其趋重客观的考察为何如，又可知此派历算学，其影响于清代学风者为何如也。

定九年辈，稍后寅旭，而其学最渊博，其传亦最光大。所著《勿庵历算全书》，分四大部：法原部八种，法数部一种，历学部十五种，算学部六种，都凡三十种七十五卷。此外关于研究古历法之书尚十三种八十七卷。其书内容价值，非吾所敢妄评。顾吾以为定九对于斯学之贡献，最少亦有如下数点：

一、历学脱离占验迷信而超然独立于真正科学基础之上，自利、徐始启其绪，至定九乃确定。

二、历学之历史的研究——对于诸法为纯客观的比较批评，自定九始。

三、知历学非单纯的技术，而必须以数学为基础，将明末学者学历之兴味移到学算方面，自定九始。

四、因治西算而印证以古籍，知吾国亦有固有之算学，因极力提倡以求学问之独立，黄梨洲首倡此论，定九与彼不谋而合。

五、其所著述，除发表自己创见外，更取前人艰深之学理，演为平易浅近之小册，以力求斯学之普及。此事为大学者之所难能，而定九优为之。

王、梅流风所被，学者云起，江苏则有潘次耕耒、陈泗源厚耀、惠天牧士奇、孙滋九兰、顾震沧栋高、庄元仲亨阳、顾君源长发、屠莼洲文漪、丁维烈等；安徽则有方位伯中通、浦选正珠父子、江慎修永、余晋斋熙，及定九之弟和仲文鼐，尔素文鼏，定九之孙玉汝瑴成等。浙江则有徐圃臣发、吴任臣志伊，龚武仕士燕、陈言扬讦、王宋贤元启等；江西则有揭子宣暄、毛心易乾乾等；湖北则有刘允恭湘煃等；河南则有孔林宗兴泰、杜端甫知耕等；山东则有薛仪甫凤祚等；福建则有李晋卿光地、耜卿光坡兄弟等。其学风大率宗王、梅。而清圣祖亦笃嗜此学，其《御定历象考成》《御制数理精蕴》，裒然巨帙，为斯学增重，则陈泗源、李晋卿等参与最多云。

黄梨洲年辈略先于王、梅，然既以历学闻，有著述数种。梨洲亦信服利、徐新法之一人，然谓此法乃我国所固有。尝曰“周公、商高之术，中原失传而被篡于西人，试按其言以求之，汶阳之田可归也”。其言虽不脱自大之习，然唤起国人之自觉心亦不少。王、梅所企之“会通以求超胜”，其动机半亦由此。而清圣祖以西人借根方授梅玉汝，告以西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法》，命玉汝推其所自，玉汝因考订为出于“天元一”。自是学者益知我国固有之算学，未可轻视矣。虽然，大算学书散佚殆尽，其存者亦传刻讹漏不可卒读，无以为研究之资。其搜辑整理之，则在四库馆开馆之后，而董其役者实为戴东原。

东原受学于江慎修，而尤服膺其历算。慎修笃信西法，往往并其短而护之，东原亦时所不免看钱竹汀与东原论岁实书。自其中年，即已成《原象》《历问》《历古考》《策算》《勾股割圜记》等书，为斯学极有价值之作品。及入四库馆，则子部天文算学类之提要，殆全出其手，而用力最勤者，则在辑校下列各种算书：

一、《周髀算经》汉赵爽注，北周甄鸾重述，唐李淳风释。此书旧有《津逮秘书》刻本，然讹脱甚多，东原据《永乐大典》详校，补脱字百四十七，正误字百十三，删衍字十八，补图二，自是此书始可读。

二、《九章算术》晋刘徽注，唐李淳风释，宋李籍音义。此书明时已佚，东原从《永乐大典》辑成九卷。此书后经李云门（潢）作《细草图说》九卷，东原所谓舛错不可通者，一一疏解之。

三、《孙子算经》不著撰人名氏。旧有甄鸾、李淳风注，皆亡。东原从《大典》中辑出正文。

四、《海岛算经》晋刘徽撰，唐李淳风注，久佚。从《大典》辑出。

五、《五曹算经》不著撰人名氏，刻本久佚，汲古阁有影钞宋本，讹舛不能成读。旧有甄鸾、韩延、李淳风诸家注，已不见，唯经文散在《大典》各条下。东原补缀钩稽，辑为五卷，极费苦心。

六、《五经算术》北周甄鸾撰，唐李淳风注。此书久无传本，唯散见《大典》中，割裂失次。东原循其义例，以各经之叙推之，辑成完书。

七、《夏侯阳算经》著者时代无考，旧有甄鸾、韩延注。传本久佚，唯《大典》有之，然割裂分附《九章算术》之下，紊其端绪。幸原书目尚符。东原悉心寻绎排比，还有旧观，为三卷十二门。

八、《张邱建算经》著者年代无考。甄、李注及刘孝孙细草。此书旧有汲古阁影钞宋椠，然讹舛不少。东原校正之，及为补五图，盖原书所无，而其理非图不明也。

九、《辑古算经》唐王孝通撰并自注。旧尚有李淳风注，已佚。此书亦毛氏藏本，东原校订，附加图说。此书后经李云门作考注，以《九章》释之；张古余作细草，以天元释之；皆多发明。

十、《数术记遗》旧题汉徐岳撰，周甄鸾注。东原亦校订之，但辨为唐以后伪书。

以上所列，不过校勘几部旧书，宜若与学界大势无甚关系。虽然，此诸书者久已埋没尘壒中，学者几不复知吾国自有此学。即有志研究者，亦几译书外无所凭借。自戴校诸书既成，官局以聚珍版印行，而曲阜孔氏复汇刻为《算经十书》，其移易国人观听者甚大。善夫阮文达之言曰：“九数为六艺之一，古之小学也。……后世言数者，或杂以太一、三式、占候、卦气之说，由是儒林实学，下与方技同科，是可慨也！（戴）庶常……网罗算氏，缀辑遗经，以绍前哲，用遗来学。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梅氏）下哉！”《畴人传》四十二读阮氏此论，可以知戴氏在斯学之位置矣。

东原虽遍校古算经，然其自著历算书，则仍宗西法。其专以提倡中法闻者，则推钱竹汀。竹汀著《元史朔闰表》《三统木衍》《算经答问》等书，罗茗香推之甚至，谓“宣城犹逊彼一筹”《续畴人传》四十九，其言或稍过。虽然，自戴、钱二君以经学大师笃嗜历算，乾嘉以降，历算遂成经生副业，而专门算家，亦随之而出，其影响岂不巨哉！

前所列戴校《算经十书》皆唐代用以课士者。然数学实至宋元而极盛，其最有价值之著述则为下列三家四种：

一、宋秦道古九韶《数学九章》十八卷。

二、元李仁卿治《测圆海镜》附细草十二卷、《益古演段》三卷。

三、元朱汉卿世杰《四元玉鉴》三卷。

秦李两家所创为两派之“立天元一术”，朱氏所创为“四元术”。“天元”“四元”两术，则嘉道以后学者所殚精竭虑，阶是以求超胜于西人者也。四书中唯《测圆海镜》旧有传本，而已逸其细草，余三书则皆久佚。东原在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九章》《演段》，及《海镜》之细草，三书始稍具面目，然精心雠校，实所未遑，故研习犹不易焉。东原校《海镜》，多臆删误解。尹菊圃（锡瓒）曾指斥之。《数学九章》，自钱竹汀极力提倡，秦敦夫恩复刻之，而顾千里广圻为之详校，其后沈侠侯钦裴及其弟子宋冕之景昌复据顾本精校，订正讹舛数十处，为之《札记》。自是道古之书始可读。《海镜》及《演段》，鲍渌饮廷博刻之，而李四香锐为之详校，自是仁卿之书始可读。独《四元玉鉴》《四库》既不著录，阮文达作《畴人传》时且未之见以传中无朱世杰知之。文达晚乃得其钞本，传抄寄四香。四香大喜，为作细草，未就而没。文达恫之，曰：“李君细草不成，遂无能读是书者矣。”《揅经室集·李锐传》道光中，罗茗香始为精校，并补作细草，自是汉卿之书亦人人可读，与秦李书等。此四书校注之业，其影响于后此算学之发展，视戴校诸书为尤巨。大抵天元学即秦李学大显于嘉庆中叶，而四元学即朱学复活于道光之初。二学明而中国算学独立之利器具矣。

乾嘉以后治算之人约可分三类：

第一类，台官。台官者，奉职于钦天监者也。历代台官，率多下驷，然台中资料多，仪器备，苟得其人，则发明亦较易为力。乾隆中则有监正明静庵安图，蒙古人。创“割圆密率捷法”，举世宗之。详下其弟子夏官正官名张良亭肱最能传其学。同时，监副博绘亭启，满洲人，能解勾股形中所容方边、圆径、垂线三事，创法六十。道光初，监正方慎葊履亨亦绩学有著述。同时博士钦天监博士陈静弇杰最精比例，著《算法大成》二十卷，最便初学。

第二类，经师。经师者，初非欲以算学名家，因治经或治史有待于学算，因以算为其副业者也。此派起于黄梨洲、惠天牧，而盛于钱竹汀、戴东原，其稍后则焦里堂、阮芸台。若顾震沧、程易畴、凌次仲、孔巽轩、钱溉亭、许周生、姚秋农、程春海、李申耆、俞理初辈，皆其人也。自余考证家，殆无一人不有算学上常识，殆一时风尚然矣。此辈经生——除戴、焦、孔外——大率藉算以解经史，于算学本身无甚发明。虽然，后此斯学大家，多出诸经师之门，如李尚之之学于竹汀，罗茗香之学于芸台，其最著者也。

第三类，专门算学家。专门算学家，自王、梅以后，中绝者垂百年，至嘉庆间始复活，道咸间乃极盛。复活初期之主要人物，则江都焦里堂、元和李四香、歙汪孝婴莱也，时号为“谈天三友”。三人始终共学，有所得则相告语，有所疑则相诘难，而其公共得力之处，则在读秦、李书而知“立天元一”为算家至精之术。四香校释《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为仁卿之学拨开云雾；又与里堂几度讨论，知秦道古之《九章》为“大衍求一”中之又一派“天元”，秦书价值亦大明。里堂著《天元一释》《开方通释》等书，最能以浅显之文阐天元奥旨。孝婴则姿性英锐，最喜攻坚，必古人所未言者乃言之。三人中，焦尚经师副业，而汪、李则专家也。焦之评汪、李曰：“尚之四香善言古人所已言，而阐发得其真；孝婴善言古人所未言，而引申得其间。”两家学风可见矣。学风异而能合作，故于斯学贡献特多焉。而阳城张古余敦仁，上元谈阶平泰皆四香学友，于“天元”有所发明，四香弟子顺德黎见山应南尽传其师之学，且续成其书；里堂子虎玉廷琥亦治《演段》，能名家，嘉庆间专门家最著者，略如此。

道光初叶，秀水朱云陆鸿、阳湖董方立祐诚在京师以算学相友善。方立最绝特，所发明“割圜连比例率”，实斯界不刊之作见下，惜早夭未能尽其才。而甘泉罗茗香士琳、乌程徐君青有壬，仁和项梅侣名达皆老寿，道咸间称祭酒焉。茗香为阮芸台弟子，早岁已通天元，中岁得《四元玉鉴》，嗜之如性命，竭十二年之力，为之校，为之注，为之演细草二十四卷，复与同县学友易蓉湖之瀚为之释例。四元复见天日，自茗香始也。后此李壬叔译代数之书，始知“四元”即我国之代数，而其秘实启自茗香。君青缒幽凿险，学风酷似汪孝婴、董方立，发明“测圜密率”“椭圜求周术”“对数表简法”等见下；亦尝为《四元》步细草，闻茗香治此，乃中辍。梅侣与黎见山游，因接李四香之绪，著述甚富，今传者仅《勾股六术》一编。尝曰：“守中西成法，搬衍较量，畴人子弟优为之。所贵学数者，谓能推见本原，融会以通其变，竟古人未竟之绪，而发古人未发之藏耳。”晚年每谓古法无所用，不甚涉猎，而专意于平弧三角云。后此算家力求向上一步以从事发明，得梅侣暗示之力为多。三君之外，则元和沈侠侯钦裴之校《九章》，乌程陈静葊杰之为《缉古细草》，皆能有所树立者。

道光末迄咸、同之交，则钱塘戴鄂士煦、钱塘夏紫笙鸾翔、南海邹特夫伯奇、海宁李壬叔善兰，为斯学重镇。鄂士学早成，年辈稍后于罗茗香、项梅侣。罗、项折节以为忘年交。所著《求表捷术》，英人艾约瑟译之，刊《英伦算学公会杂志》，彼都学者叹为绝业。我国近人著述之有欧译，自戴书始也。紫笙为梅侣高弟，尽传其学。特夫崛起岭峤，而精锐无前，又善制器，诸名家皆敛手相推焉。壬叔早慧而老寿，自其弱冠时，已穷天元、四元之秘，斐然述作；中年以后，尽瘁译事，世共推为第二徐文定，遂以结有清一代算学之局。当是时，江浙间斯学极盛，金山顾尚之观光、长洲马远林钊、嘉定时清甫曰淳、兴化刘融斋熙载、乌程凌厚堂堃、张南坪福僖、南汇张啸山文虎，与徐、项、戴、李诸君先后作桴鼓应焉。江西亦有南丰吴子登嘉善，造诣不让时贤。而异军特起有声色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湖南自新化邹叔绩汉勋首倡此学，长沙丁果臣取忠继之。果臣弟子有湘阴左壬叟潜，文襄从子也；湘乡曾栗纪鸿，文正子也，咸以贵介嗜学，能名其家。徐君青之为广东盐运使也，语人曰：“广东无知算者！”或以告番禺黎南溟汉鹏，南溟为难题难之，徐不能答。嘉应吴石华学算于南溟，遂尽传其学。已而出邹特夫，所造或为江左诸师所不及云。

清季承学之士，喜言西学为中国所固有，其言多牵强附会，徒长笼统嚣张之习，识者病焉。然近世矫其弊者，又曾不许人稍言会通，必欲挤祖国于未开之蛮民，谓其一无学问，然后为快。嘻！抑亦甚矣。人智不甚相远，苟积学焉，理无不可相及，顽固老辈之蔑视外国，与轻薄少年之蔑视本国，其误谬正相等。质而言之，蔽在不学而已。他勿具论，即如算术中之天元、四元，苟稍涉斯学之樊者，宁能强词斥之谓为无学问上之价值？又宁能谓此学非我所自有？清圣祖述西士之言，谓借根为“东来法”。英人伟烈亚力，与李壬叔同事译业者也，深通中国语言文字，能读古书，其所著《数学启蒙》第二卷有“开诸乘方捷法”一条，缀以按语云：“无论若干乘方，且无论带纵不带纵，俱以一法通之，故曰捷法。此法在中土为古法，在西土为新法，上下数千年，东西数万里，所造之法若合符节。信乎！此心此理同也。”夫伟力是否谰言，但用天元一试布算焉，立可决矣。竺旧之儒，必谓西法剽窃自我，如梨洲所谓“汶阳之田可复归”，诚为夸而无当。然心同理同之说，虽好自贬者亦岂能否认耶？是故如魏文魁、杨光先之流，未尝学问，徒争意气，吾辈固当引为大戒。乃若四香、茗香、壬叔诸贤，真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如涵养转深沈”，盖于旧学所入愈深，乃益以促其自觉之心，增其自壮之气，而完其独立发明之业，则温故不足以妨知新，抑甚明矣！而最损人神智者，实则在“随人脚跟，学人言语”，不务力学，专逐时谈之习耳。世之君子，宜何择焉？

清代算学，顺康间仅消化西法，乾隆初仅杂释经典。其确能独立有所发明者，实自乾隆中叶后，而嘉、道、咸、同为盛。推厥所由，则皆天元、四元两术之复活有以牖之。徐文定所谓“会通以求超胜”，盖实现于百余年后矣。今刺举其发明之可纪者如下：

一、明静庵安图之割圜密率捷法。梅玉汝《赤水遗珍》，载有西士杜德美用连比例演周径密率及求正弦、正矢之法，唯所以立法之原则秘而不宣。至汪孝婴疑其数为偶合。静庵积思三十年，创为此法与解，用连比例术，以半径为一率，设弧共分为二率：二率自乘，一率除之，得三率；以二率与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四率。由是推之，三率自乘，一率除之，得五率。……虽至亿万率，胥如是。罗茗香评之曰：“西法之妙，莫捷于对数；对数之用，莫便于八线。……考对数之由来，亦起于连比例，又安知当日立八线表时，不暗用此法推算耶？”

二、孔巽轩之三乘方以上开方捷法及割圜四例。巽轩为戴东原高弟子，研究秦李之书，精通天元。梅定九著《少广拾遗》，云三乘方以上不能为图。巽轩独抒新意，取幂积变为方根，使诸乘皆可作平方观，制《诸乘方廉隅图》，俾学者知方广稠叠所由生。又立割圜四例，其说在明氏捷法未显之先，而间与暗合，所著书名《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

三、李四香之《方程新术草》。因梅氏未见古《九章》，其所著《方程论》，囿于西学，致悖直除之旨，乃寻究古义，采索本根，变通简捷，以成新术。辨天元与借根之异同，梅玉汝言借根即天元，大致固不谬。四香更辨析天元之相消，有减无加，与借根方之两边加减微异。发明开方正负定律。梅氏言开方，专宗《同文算指》《西镜录》之西法，初不知立方以上无不带纵之方。故所著《少广拾遗》，立开一乘方以至开十二乘方法，枝枝节节，窒碍难通。四香读秦道古书，阐明超步退商、正负加减、借一为阳诸法，为《开方说》三卷。

四、黎见山应南之求勾股率捷法。见山，四香弟子。此捷法乃推阐天元通分而成。任设奇偶两数，各自乘，相并为弦，相减为勾，或为股；副以两数相乘，倍之为股，或为勾。若任设大小两奇数或偶数，各自乘，则相并半之为勾，或为股，其两数相乘即为股，或为勾，所得勾股弦皆无零数。

五、汪孝婴之发明天元一正负开方之可知不可知。四香发明正负开方定律，少广之学大明。孝婴读秦李书，知有不可知之数，乃自二乘方以下推之得九十五条。其说与四香似立异，故当时有汪李齮龁之谣，焦里堂既辨之矣。四香后读其书而为之跋，括为三例以证明之，谓：偶实同名者不可知；偶实异名而从廉正负不杂者可知；偶实异名而从廉正负相杂，其从翻而与隅同名者可知，否则不可知。又谓己所言“一答与不止一答”，与汪言之“可知不可知”，义实相通云。

六、董方立之发明割圜连比例术。此亦因杜德美之圆径求周术语焉不详，欲更创通法，使弦矢与弧可以径求。时明静庵之密率捷法未传于世。方立覃思独创，与明氏同归而殊涂，盖以圜容十八觚之术，引申类长，求其累积，实兼差分之列衰、商功之堆垛，而会通以尽勾股之变。自谓奇偶相生，出于自然，得此术而方圆之率通云。

七、徐君青之发明屡乘屡除的对数，对数表传自西人，云以屡次开方而得其数。君青以屡除屡乘法御之，得数巧合而省力百倍。研究测圜密率，以屡乘屡除法，递求正负诸差，而加减相并，便得所求。发明开圜求周术，椭圆求周，无法可驭。借平圜周求之，则有三术。项梅侣、戴鄂士各立一术。君青以椭周为圜周，求其经以求周，即为椭圜之周。最直捷。李壬叔谓其驾过西人远甚。发明造各表简法。君青以对数表等为用最大。惜创造之初，取径纡回，布算繁赜，不示人以简易之方，如八线对数表，至今无人知其立表之根，因读《四元玉鉴》，究心于垛积招差之法，推诸割圆诸术，无所不通。盖垛积者递加数也，招差者连比例也。合二术以施之割圜，六通四辟，而简易之法生焉。乃集杜德美、董方立、项梅侣、戴鄂士、李壬叔诸家之说而折衷之，简益求简，凡立五术。

八、戴鄂士之发明对数简法，其术在舍开方而求假设数；复有续编，专明对数根之理。徐君青为之序，谓与李壬叔《对数探原》同为不朽之业。发明外切密率，此亦割圜率中之一种。自杜、董递启割圜之秘，项梅侣、李壬叔皆有所增益。惜杜氏有弦矢术而无切割术，李氏有其术而分母分子之源未经解释。鄂士谓弦矢与切割本可互为比例，……以比例所得之率数乘除法，乘除弧背，其求得之数，必仍为比例所得之切割。乃本此意以立术。发明假数测圆。专以负算阐对数，发前人未发之蕴。

九、邹特夫之发明乘方捷术。此亦研究对数之书，隐括董方立、戴鄂士之说，立开方四术。其于讷白尔表，以连比例乘除法，径开一无量数乘方以求之，又立求对数较四术以求之，亦用连比例一以贯之，立术最为简易。盖以徐君青、李壬叔之术，操数各殊，唯夏紫笙略近而更为精密云。创造对数尺。因对数表而变通之为算器，画数以两尺，相并而伸缩之，使原有两数相对，而今有数即对所求数。补古格术。格术之名及其术之概略，仅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后人读之亦莫能解。特夫知其即光学之理，更为布算以明之。以算学释物理自特夫始。

十、李壬叔之以尖锥驭对数。壬叔以尖锥立术，既著《方圆阐幽》《弧矢启秘》二书，复为《对数探源》，亦以尖锥截积起算，先明其理，次详其法。自序云：“……有正数万，求其逐一相对之对数，则虽欧罗巴造表之人仅能得其数，未能知其理也。间尝深思得之，叹其精微玄妙，且用以造表，较西人简易万倍，然后知言数者不可不先得夫理也。”壬叔著书在早年，其后与西士共译各书，益自信，乃著《对数尖锥变法释》，谓己所用为正法，西人所用乃变法，而其根则同云。推衍垛积术。谓垛积为少广一支，西人代数微分中所有级数，大半皆是。近人唯汪孝婴、董方立颇知其理，而法数未备，因特阐明之。

十一、顾尚之之和较相求对数八术。批评杜、董、项、戴及西人《数学启蒙》中之诸新术，以为皆未尽其理，乃别为变通，任意设数，立六术以御之，得数皆合，复立还原四术，卒乃推衍之为和较相求之八术。

十二、夏紫笙之创曲线新术。其书名《致曲术》，曰平圆，曰椭圆，曰抛物线，曰双曲线，曰摆线，曰对数曲线，曰螺线，凡七类。皆于杜德美、项梅侣、戴鄂士、徐君青、罗密士（英人，著《代数微积拾级》者）诸术外自定新术，参互并列，法密理精，复有《致曲图解》说明之。创乘方捷术。以开各类乘方，通为摆术，可并求平方根数十位，不论益积翻积，俱为坦途，其书名《少广缒凿》。

上所举，不过在三部《畴人传》中阮元著初编，罗士琳续，诸可宝再续临时挦撦。我之学力，本不配讨论此学，其中漏略错误，定皆不少。但即循此以观大略，已可见此学在清代发展进步之程度为何如。以李四香、汪、明、董等推算之业视王、梅；以李四香、罗、张古余等校书补草之功视钱、戴；以徐、戴鄂士、邹、李壬叔等会通发明之绩视王、梅、李四香、汪，真有“积薪后来居上”之感。其后承以第二期西学之输入——即所谓19世纪新科学者，而当时国中学者所造，与彼相校，亦未遑多让。中国人对于科学之嗜好性及理解能力，亦何遽出欧人下耶？

吾叙述至此，惟忽有别的小感触，请附带一言。清代算学家多不寿，实吾学界一大不幸也。内中梅定九寿八十九，李壬叔寿七十，二老岿然绾一代终始，差足慰情。自余若焦里堂仅五十八，戴鄂士仅五十六，王寅旭、戴东原皆仅五十五；邹特夫仅五十一，邹叔绩仅四十九，马远林仅四十八，汪孝婴仅四十六，李四香、夏紫笙皆仅四十五。尤促者，熊韬之仅三十九，孔巽轩仅三十五，董方立仅三十三，左壬叟、曾栗卒年未详，大抵皆不逾四十。呜呼！岂兹事耗精太甚，易损天年耶？何见夺之速且多也。夫使巽轩、方立辈有定九寿，则所以嘉惠学界者宜何如哉？吾又感觉算学颇恃天才，故有早岁便能成家者。又洪杨之乱，学者多殉，而算家尤众。徐君青以封疆江苏巡抚死绥，固宜矣。乃若罗茗香、马远林、邹叔绩、戴鄂士、顾尚之、凌厚堂堃、张南坪福禧，皆先后及难。其余诸家遗著投灰烬者且不少。呜呼！丧乱之为文化厄，有如是也。

道光末叶英人艾约瑟、伟烈亚力先后东来。约瑟与张南坪、张啸山文虎、顾尚之最善，约为算友。伟烈则纳交于李壬叔，相与续利、徐之绪，首译《几何原本》后九卷，次译美之罗密士之《代微积拾级》，次译英人侯失勒约翰之《谈天》。其后壬叔又因南坪等识艾约瑟，与之共译英人胡威立之《重学》，又与韦廉臣共译某氏之《植物学》，19世纪欧洲科学之输入，自壬叔始也。乱事既定，曾文正设制造局于上海，中附属译书之科，以官力提倡之。时壬叔已老，在总理衙门为章京，不能亲译事，则华若汀蘅芳继之，与英人傅兰雅共译为多，所译有英人华里司之《代数术》《微积溯原》，海麻士之《三角数理》等。此外则徐虎臣建寅、赵仲涵元益等皆有所译述，然精审不逮李、华云。

晚清李、华译述之业，其忠实与辛勤不让晚明之徐、李，而所发生之影响则似远逊。李、徐译业，直接产生王、梅，能全部消化其所译受，更进而求本国学问之独立，因以引起三百年间斯学之发达。李、华译书时，老辈专精斯学者已成家数，译本不过供其参考品，不复能大有所进益，而后辈则浮鹜者多，不复专精斯诣。故求如王、梅其人者，直至今日，盖无闻焉。岂惟今日，恐更迟之若干年，亦犹是也。夫吾并非望举国人皆为算学家也。算学为最古之学，新发明甚难，不如他种科学之饶有发展余地，学者不甚嗜之，亦无足怪。虽然，算学为一切自然科学之基础，欲治科学，非于算有相当素养不能为功，昭昭然也。然环观今之青年，在学校中对于此科之兴味何衰落一至此甚也！学之数年，恐其所得素养比诸门外汉如我者所剩无几也，反不如百余年前专读“线装书”之老经生犹知以此学为重也。呜呼！此非一门学术兴废之小问题，实全部学风盛衰之大问题也。厌繁重而怠探索，功课为机械的授受，不复刻入以求心得，唯喜摭拾时趋的游谈以自欺欺世。如此，则凡百学术皆不能唤起真挚之兴味，岂惟算学？结果非将学问向上之路全付榛芜焉不止也。呜呼！今之青年，有闻乾、嘉、道间诸先辈之学风而知奋者耶？

邹特夫晚年有《论算家新法》一篇，其言曰：“自董方立以后，诸家极思生巧，出于前人之外，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实抉算理之奥窔。然恐后之学者，不复循途守辙，而遽趋捷法，则得之易失之亦易，是可忧也。”吾涉读及此，而若有感于余心焉。昔人欲通晓一学也甚难，而所成就常实。无组织完善之著书，无简易之教授法，欲学者须从乱石荦荦、乱草蓬蓬中自觅新路而自辟之。故学焉者十人，其九人者恒一无所获，废然而返。即其一人有所获者，亦已费无量精力于无用之地，此其所为失也。虽然，不入之则已，既入则极深研究，其发明往往超拔凡近，此其所为得也。今人欲通晓一学也甚易，而所成就常虚。教科书及教授法，凡所以助长理解者唯恐不至，而取径唯恐不捷。中智之士，按部就班，毕业一课即了解一课，毕业一书即人解一书，人人可操券而获也。然与其书，与其师睽别不一二年，所学如梦矣。即不尔，而所得亦至肤浅末，罕复能以自立。说者谓今之教育，只能攀全社会“平庸化”，而杰出天才乃汨没摧抑而日澌灭，不其然耶？夫今日不能举教育法而尽返之于曩昔，不待言也。然特夫所谓“遽趋捷法，得之易而失之亦易”者，斯诚教育界不可忽视之问题。如何而能便青年于易知易从中，仍阅历甘苦，而求所学实有诸己，不可不熟思而折衷之也。吾有感于诸先辈之刻苦坚忍以完成学问独立之业，故附其说于此。

吾今当以叙述历算学之余，简带叙其他科学。各种科学，不唯不能各占一专章，并不能合而成一专章，而唯以历算学附庸之资格于此带叙焉，吾学界之耻也。然吾侪史家之职，不能增饰历史实状之所本无。吾唯写其实，以待国人之自勘而已。

清儒颇能用科学精神以治学，此无论何人所不能否认也。虽然，其精力什九费于考证古典，勉誉之亦只能谓所研究者为人文科学中之一小部分，其去全体之人文科学已甚远。若自然科学之部，则欲勉举一人一书，且觉困难。无已，始举下列一二以充数。

物理学及工艺学方面，有宋长庚应星《天工开物》十八卷。长庚，江西奉新人，卒于清初顺康间，其书则成于明崇祯十二年。书之内容如下：

卷一　乃粒　论农产品、农事、农器等。

卷二　乃服　论蚕事、制丝、纺织及织具、缎锦、棉花之种植纺织、麻布、制裘、制毡等。

卷三　彰施　论染料之产出采用及制造等。

卷四　粹精　论农产品制成粮食之法。

卷五　作咸　论各种盐产及制盐法。

卷六　甘嗜　论种蔗、制糖及蜜蜂。

卷七　陶埏　论造瓦、造砖、造陶器、造瓷器诸法。

卷八　冶铸　论铸造钟、鼎、釜、像、炮、镜、钱诸法。

卷九　舟车　论各式舟车及其造法。

卷十　锤锻　论冶铁及各种铁器造法，附冶铜。

卷十一　燔石　燔石类之化炼，内含石灰、蛎灰、煤炭、矾、硫磺、砒石等。

卷十二　膏液　论油品及制法。

卷十三　杀青　论纸料及制法。

卷十四　五金　论金、银、铜、铁、锡、铅各矿之产地，采法、化分法等。

卷十五　佳兵　论矢、弩、干、火药、火器各种制造法。

卷十六　丹青　论朱、墨等颜色之产地及造法。

卷十七　麴蘖　论造酒。

卷十八　珠玉　论珠、玉、宝石、水晶、玛瑙等之产地及磨治法。

观此目录，可以知本书所研究之对象为何。长庚自序云：“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鬻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彼盖深鄙乎空谈考古之辈，而凡所言皆以目验为归也。丁在君文江论之曰：“三百年前言工业天产之书如此其详且明者，世界之中，无与比伦。”有此书洵足为学界增重矣。

方密之著《通雅》，其中已多言物理，复有余稿，其子位伯中通分类编之，名曰《物理小识》，凡十二卷，内分天、历、风、雷、雨、旸、地、占候、人身、医药、饮食、衣服、金石、器用、草木、鸟兽、鬼神方术、异事，凡十五类。所言虽不免间杂臆测或迷信，不如长庚之摭实，然其中亦颇多妙悟，与今世科学言暗合。例如卷一之论“气映差”，论“转光”，论“隔声”等类皆是。要之，此等书在三百年前，不得谓非一奇著也。

明清之交，学者对于自然界之考索，本已有动机。雍乾以降，古典学大兴，魁儒之聪明才力尽为所夺，甚可惜也。然皖南江、戴一派，好言名物，与自然科学差相接近，程易畴瑶田著《通艺录》，有《考工创物小记》《沟洫疆理小记》《九谷考》《释草小记》《释虫小记》等，惜偏于考古，于实用稍远矣；郝兰皋懿行自言好穷物理，著有《蜂衙小记》《燕子春秋》等，吾未见其书，不知内容如何。

明末历算学输入，各种器艺亦副之以来，如《火器图说》《奇器图说》《仪象志》《远镜说》等，或著或译之书亦不下十余种。后此治历算者，率有感于“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故测候之仪，首所注意，亦因端而时及他器。梅定九所创制，则有“勿庵揆日器”“勿庵测望仪”“勿庵仰观仪”“勿庵浑盖新仪”“勿庵月道仪”等；戴东原亦因西人龙尾车法作蠃族车，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转车，又亲制璿玑玉衡——观天器。李申耆自制测天绘图之器，亦有数种。凡此皆历算学副产品也。而最为杰出者，则莫如歙县郑浣香复光之《镜镜痴》一书。

浣香之书，盖以所自创获之光学智识，而说明制望远显微诸镜之法也。据张石洲序，知其书成于道光十五年以前。其自序云“时逾十稔然后成稿”，则知属稿在道光初年矣。时距鸦片战役前且二十年，欧洲学士未有至中国者，译书更无论。浣香所见西籍，仅有明末清初译本之《远镜说》《仪象志》《人身概说》等三数种，然其书所言纯属科学精微之理，其体裁组织亦纯为科学的。今将原书四大部分各子目表列如下：

第一部　明原。原注云：镜以镜物，不明物理，不可以得镜理物之理，镜之原也。作《明原》一原色，二原光，三原影，四原线，五原目，六原镜。

第二部　类镜。原注云：镜之制，各有其材；镜之能，各呈其用；以类别也。不详厥类，不能究其归。作《类镜》一镜资；二镜质；三镜色；四镜形。

第三部　释圆。原云：镜多变者，唯凹与凸。察其形，则凹在圆外，凸在圆内。天之大，以圆成化；镜之理，以圆而神。姑作《释圆》一圆理，二圆凸，三圆凹，四圆叠，五圆率。

第四部　述作。原注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儒者事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匠者事也，有师承焉，姑备所闻。儒者之事，有神会焉，特详其义。作《述作》一作照景镜，二作眼镜，三作显微镜，四作取火镜，五作地镫镜，六作诸葛镫镜，七作取影镜，八作放字镜，九作柱镜，十作万花筒镜，十一作透光镜，十二作视日镜，十三作测日食镜，十四作测量高远仪镜，十五作远镜。

全书体例，每篇皆列举公例若干条，理难明者则为之解，有异说者则系以论，表象或布算则演以图全书为图一百二十八。大抵采用西人旧说旧法者什之二三，自创者什之七八。书中凡采旧说必注明。其原光公例十八条，采旧说者三。原目公例十二条，采旧说者四。余类推。吾不解科学，不能言其与现代西人之述作比较何如。顾吾所不惮昌明者：百年以前之光学书，如此书者，非独中国所仅见，恐在全世界中亦占一位置。浣香所以能为此者，良由其于算学造诣极深见张序，而又好为深沈之思见自序。张石洲言：“浣香雅善制器，而测天之仪，脉水之车，尤切民用”，则其艺事之多能又可知矣。以前宋后郑之学，而不见推于士林。《畴人传》巾无郑名。嘻！“艺成而下”之观念毒人深矣。

邹特夫亦以明算通光学。所著《格术补》，因沈存中括《梦溪笔谈》中一条，知宋代算家有此术，因穷思眇虑，布精算以阐其理。郑浣香亦因读《梦溪笔谈》而有悟，但邹决非袭郑。可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特夫又自制摄影器，观其图说，以较现代日出日精之新器，诚朴僿可笑，然在五十年前无所承而独创，又岂可不谓豪杰之士耶！粤人复有梁南溟汉鹏者在特夫前，陈兰甫称其“好言物性，金木百工之事莫不穷究，尤善制火药，以所制者发鸟枪，铅丸较英吉利火药所及加远”云。

医学方面，中国所传旧学，本为非科学的。清医最负盛名者如徐洄溪大椿、叶天士桂，著述皆甚多，不具举。唯有一人不可不特笔重记者，曰王勋臣清任，盖道光间直隶玉田人，所著书曰《医林改错》，其自序曰：“……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本源一错，万虑皆失……著书不明脏腑，岂非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盲子夜行？……”勋臣有惕于此，务欲实验以正其失。然当时无解剖学，无从着手。彼当三十岁时，游滦州某镇，值小儿瘟疹，死者甚多，率皆浅殡。彼乃不避污秽，就露脏之尸细视之，经三十余具，略得大概，其后遇有赴刑之犯，辄往追视。前后访验四十二年，乃据所实睹者绘图成《脏腑全图》而为之记。附以《脑髓说》，谓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气血合脉说》，斥《三焦脉诀》等之无稽，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论。其人之求学，亦饶有科学的精神，惜乎举世言医者莫之宗也。

吾叙带科学，而供吾论列之资料仅此。吾阁笔且愧且悲焉。虽然，细思之，未足为愧，未足为悲。西方科学之勃兴，亦不过近百年间事耳，吾乾嘉诸老未能有人焉于此间分一席，抑何足深病？唯自今以往仍保持此现状，斯乃真可愧真可悲耳。呜呼！此非前辈之责而后者之责也。后起者若能率由前辈治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又安见所收获之不如欧美？虽然，非贵乎知之，实贵乎行之。若如今日之揭科学旗帜以吓人者，加减乘除之未娴，普通生理心理之未学，唯开口骂“线装书”，闭口笑“玄学鬼”，狺狺于通衢以自鸣得意。顾亭林有言：“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吾得易其语曰：“今之清谈谈科学。”夫科学而至于为清谈之具，则中国乃真自绝于科学矣！此余之所以悁悁而悲也。

十一　乐曲学

昔之言学者，多以律历并举。律盖言乐之律吕也。其所以并举之故，虽支离不足取，吾为叙述便利起见，姑于述历算后次论焉。可纪者少，等于附庸而已。

但吾仍有须郑重声明者：吾之无乐曲学常识，一如其于历算。吾绝无批评诸家得失之能力，且所叙述亦恐不能得其要领。希海内明治斯学者有以教之。

中国音乐，发达甚早。言“六艺”者两说，《周官》大司徒之“礼、乐、射、御、书、数”；《汉书·艺文志》之“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皆与居一焉。儒家尤以之为教育主要工具，以是招墨氏之非议。惜无乐谱专书，其传易坠。汉魏以降，古乐寖亡，以至于尽。累代递兴之新乐，亦复阅时辄佚，而俗乐大抵出伶工之惰力的杂奏，漫以投里耳之好，故乐每况而愈下。乐之研究，渐惹起一部分学者之注意，固宜然矣。

清儒所治乐学，分两方面：一曰古乐之研究，二曰近代曲剧之研究。其关于古代者复分两方面：一曰雅乐之研究，二曰燕乐之研究。关于近代者亦分两方面：一曰曲调之研究；二曰剧本之研究。

清儒好古，尤好谈经。诸经与乐事有连者极多，故研究古乐成为经生副业，固其所也。清初自诩知乐者首为毛西河，著有《竞山乐录》——一名《古乐复兴录》《圣谕乐本解说》《皇言定声录》等书；而李恕谷从之游，著有《学乐录》以申其说。此四书者可称为毛氏一家之学。西河自称得明宁王权家所藏唐乐笛色谱，因据之以推得古代之七调九声，谓“自春秋迄明，千年长夜，一旦尽举而振豁之”，其自负可谓至极。然所谓宁王之《笛色谱》，始终未尝出以示人，其有无且不知，其是否唐乐更不可知。西河人格不足以见信于世，故全谢山攻其伪妄，盖有以自取矣。然其对于荒诞支离的旧说扫荡廓清之功，固不可泯灭。彼力斥前人之以五行附会乐理。略云：“乐之有五声，亦言其声有五种耳，其名曰宫曰商，亦就其声之不同，而强名之作表识耳。自说音推原元本，忘求繇历，……至有分配五行、五时、五土、五色，……而究与声律绝不相关。此何为也？……故凡为乐书，多画一元、两仪、五行、十二辰、六十四卦、三百六十五度之图，斐然成文，而又畅为之说，以引证诸黄钟、太簇、阴阳、生死、上下、顺逆、增减，以及时气、卦位、历数之学凿凿配合者，则其书必可废。……”彼力斥前人之摹揣古乐器以图复古。略云：“尝牵合古尺，考覆旧琯，呼工师截竹，裁设管器，及裁竟而乐殊不然，然后知迁、固以后，京房、郑玄、张华、荀勖，……及近代之韩尚书、郑恭王辈，凡言钟铸均弦、造器算数，皆欺人之学，不足道也。”此皆一扫尘霾，独辟畦径。其所自立论之价值如何，吾不能妄评，凌次仲谓西河全属武断。陈兰甫谓西河论乐最谬，七声十二律茫然不知。但其革命的精神则甚可师也。清初尚有胡彦升著《乐律表微》，凌次仲谓其只知唱昆山调及推崇朱子。

初期汉学家之乐学的著作，最有名者为江慎修之《律吕新论》二卷，《律吕阐微》十一卷。慎修长于算，故以算理解乐律，多能匡正宋明人之失。然乐律应否以算理解释，实为先决问题。慎修虽用力甚勤，然其截断众流之识，恐反出西河下也。书中附会河图、五行、纳音、气节诸陋习亦不免。唯《新论》卷末论声音流变，论俗乐可求雅乐，论乐器不必泥古诸条，似有卓见。《阐微》言唐宋燕乐之当研究，实为凌次仲示其途径。戴东原亦有论乐律之篇，大致不出慎修见解。

清儒最能明乐学条贯者，前有凌次仲，后有陈兰甫，而介其间者有徐新田养原。次仲之书曰《燕乐考原》六卷。燕乐者，唐代音乐最主要之部分也。唐天宝十三载，分乐为三部：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燕乐。沈括《梦溪笔谈》语而燕乐最贵，奏技者皆坐堂上。白香山《立部伎》诗自注云：“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又选立部伎，绝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立部伎即掌清乐者也，雅乐又在其下。清乐者，梁陈旧乐也；燕乐者，周隋旧乐也。本书卷六语唐承周隋之统，以其旧乐为主，而以西域诸国乐损益之，故其燕乐集乐之大成。次仲以为，“世儒有志古乐而不考之于燕乐，无异扣盘扪籥”自序语，故专为此书研究之。卷一为总论，考燕乐之来历，说明其选声制谱之概略，卷二至卷五分论燕乐二十八调宫、商、角、羽各七调，各自为卷；卷六为后论，凡十三章《燕乐二十八调说》上中下，《字谱即五声二变说》上下，《述琴》《述笛》《宫调之辨不在起调》《毕曲说》《徵调说》《燕乐以夹钟为律本说》《明人九宫十三调说》《南北曲说》《声不可配律说》；附加《燕乐表》终焉。其书之要点大略如下：吾之学力实不配作提要，所摘有误略，望读者指正。

一、燕乐之原，出于龟兹苏祗婆之琵琶。琵琶四弦，为宫、商、角、羽四声无徵声，每声七调，故有二十八调。

二、燕乐之调，本以字谱即上、工、尺等为主，与《汉书·律历志》所言律吕之长短分寸，渺不相涉。郑译、沈括辈将二者牵合为一，乃欺人之谈。

三、今之字谱，即古之宫商——上字为宫，尺字为商，工字为角，合字为徵，四字为羽，一字为变宫，凡字为变徵。此明朱载堉说，次仲略修改之。古乐用五声二变而成音，犹今乐用七字谱而成调，即此可以沿而上溯，不必旁求。

四、《乐志》等向称唐人八十四调，其实只是二十八调，因琵琶四弦每弦七调故也。然宋乾兴以来所用仅十一凋，今则仅用七调而已。

五、今之南曲，即唐清乐之遗；今之北曲，即唐燕乐之遗。疑燕乐完全失传者，误也。

其自序谓：“廷堪于斯事初亦未解，若涉大水者有年，然后稽之于典籍，证之以器数，一旦始有所悟入。”其与阮伯元书云：“推步学自西人之后，有实测可凭，譬之鸟道羊肠，绳行悬度，苟不惮辛苦，无不可至者。若乐律诸书，虽言之成理，乃深求其故，皆如海上三神山，但望见焉，风引之则又远矣。何者？一实有其境，一虚构其理也。吾书成，庶东海扬尘，徒步可到矣。”总之，昔之言乐者，皆支离于乐外，次仲则剖析于乐中。其剖析所得成绩如何，虽非吾侪门外汉所能妄谈，若其研究方法，确为后人开一新路，则吾敢断言也。次仲之乡先辈程易畴有《声律小记》一卷，《琴音记续篇》一卷，似无甚发明。唯其“论中声”一条，陈兰甫极称之。

次仲复有《晋泰始笛律匡谬》一卷。其自序云：“乐学之不明，由算数之说汨之也。黄钟之数，《史记》《汉书》皆云十七万一千一百四十七。不知此数于何而施用。将以为黄钟之长耶？恐九寸之管，非针芒刀刃不足以容之，将以为黄钟之实耶？恐径九分之中，非野马尘埃不足以受之。……然则律度乘除之损益，果足以深信耶？画鬼易，画人难，言乐者每恃此为藏身之固。……陈之以虚数则烂然，验之以实事则茫然者，比比皆是矣。……晋泰始末荀勖制笛律，乃以丝声之律度为竹声之律度，悉毁前人旧作，而乐学益晦。……今为《匡谬》一卷。嗟乎！所匡者宁独荀公哉！”荀律果谬与否，所匡果不谬与否，别一问题。然次仲对于旧乐学摧陷廓清之勇猛见可矣。

年辈稍后于次仲者有徐新田养原，著有《荀勖笛律图注》《管色考》《律吕臆说》等书。新田似未见次仲书，故无一字之征引辨难。其《笛律图注》尊宗荀勖，与次仲正反。其《管色考》，专论字谱，矫正元明人之误，与次仲全同而加详。其《律吕臆说》，亦一扫五行卦气等等纠缠之说，专剖析于乐中。与次仲孰优劣，非吾所能言也。其言五声变为七音，为乐学一进步，七音乃律而非声，其变为乃全体改易，非于本音之外漫加二音旧说谓变宫、变徵乃就旧有五声加上；言雅乐非于俗乐之别外有一声节，言雅乐之亡由于图谱失传，不关律吕；言三代之乐不亡于秦，而亡于魏晋；言当因俗乐管色以推求古乐，皆自有见地者。

陈兰甫所著曰《声律通考》十卷。兰甫著书动机，盖因读次仲书而起，而驳正其说亦最多。盖他书无驳之价值，而于凌书所未安，则不容不驳也。卷九之末自注云：“此书于《燕乐考原》之说驳难最多，非掎摭前人也。余于凌次仲，实资其先路之导。其精要之说，固已采录之，至其持论偏宕，则不可不辩。其纷纭舛错，读之而不可解者，尤不能不为订正。九原可作，当以为诤友焉。”今略摘凌、陈异点如下：

一、凌氏掊击荀勖笛律，陈氏极推重之。陈似未见凌之《笛律匡谬》，亦未见徐氏之《笛律图注》。然凌氏《匡谬》之说，已有一部分散见《燕乐考原》中，陈所反驳甚当也。徐著极精密，使陈见之或更有助。说明荀氏十二笛三调之制及其作用。

二、凌氏不信有八十四调，谓郑译创此说以欺人。陈氏考证八十四调为梁隋所有，不始郑译据《隋书·万宝常传》及《旧五代史·音乐志》等书，并说明其可能。

三、凌氏以工尺等字谱分隶宫商等，陈氏承认之。但陈谓此唯今乐为然耳，宋人则以工尺配律吕，非以代宫商。

四、凌氏以苏祗婆琵琶为标准乐器，陈氏谓有研究古乐器之必要。其言曰：“声随器异，由今之器，岂能寄古之声？试取今日之二弦、梆子以唱昆腔，闻者必为掩耳，而况以今器寄古声乎？”

兰甫《东塾集》中有《复曹葛民书》一篇，最能说明其述作之旨。今节录如下。间引本书说或他人说，注其难解者。

……澧为此书，所以复古也，复古者迂儒常谈，澧岂效之？良以乐不可不复古也。……鼓吹也，戏剧也，小曲也，其号为雅音者琴师之琴也，此则今所谓乐也。何为宫商而不知也？何为律吕而更不知也？启超案：徐新田《雅乐论》云：“今之琴有声无节，先不成其为乐矣，何论雅俗！”呜呼！乐者六艺之一，而可以轻亵沦亡若此哉！……近数十年，唯凌次仲奋然欲通此学，自谓以今乐通古乐。澧求其书读之，信多善者。然以为今之字谱即宋之字谱，宋之字谱出于隋郑译所演龟兹琵琶。如其言，则由今乐而上溯之，通于西域之乐耳，何由而通中国之古乐也？又况今之字谱非宋之字谱，宋之字谱又非出于郑译，古籍具存，明不可借假乎？澧因凌氏书，考之经疏史志子书，凡言声律者，排比名稽，以成此编。……将使学者由今之字谱而识七声之名，又由七声有相隔有相连而识十二律之位；识十二律，而古之十二宫八十四调可识也。启超案：兰甫弟子殷康保校《声律通考》竣，而撮其要点为跋云：“五音宫、商、角、徵、羽，即今所谓上、尺、工、六、五也。加变宫、变徵为七音，即今所谓一、凡也。七音得七律，宫与商之间有一律；角与变徵之间有一律；徵与羽之间有一律；羽与变宫之间有一律；是为十二律也。十二律者，高下一定者也；七音者，施转无定者也。十二律各为宫，则各有商、角、徵、羽，是为十二宫；十二宫各为一均；每一均转七调，则八十四调也。……”此段最能将全书提纲挈领，故录以为注。又由十二律四清声而识宋人十六字谱，识十六字谱而唐宋二十八调可识也。然此犹纸上空言也，无其器何以定其声？无其度何以制其器？属有天幸，《宋书》《晋书》皆有“荀勖笛”，而阮文达公摹刻钟鼎款式有“荀勖尺”，二者不期而并存于世。夫然后考之史籍，隋以前历代律尺皆以“荀勖尺”为比。金、元、明承用宋乐，宋乐修改王朴乐；而王朴律尺又以荀勖尺为比。有荀勖尺，而自汉至明乐声高下皆可识也。然而“荀勖尺”易制也。“荀勖笛”难知也。《宋书》《晋书》所载荀勖笛制，文义深晦，自来读者不能解。澧穷日夜之力，苦思冥悟而后解之，而后仿制之，于是世间乃有古乐器。又读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有唐开元《鹿鸣》《关雎》十二诗谱，以今之字谱释之，于是世间乃有古乐章。……遍考古书所载乐器，从未有细及分厘如荀勖笛制者；遍考古书所载乐章，从未有兼注意音律如十二诗谱者。古莫古于此，详亦莫详于此。授之工人，截竹可造，付之伶人，按谱可歌，而古乐复出于今之世矣。……象州郑小谷见此书，叹曰：“有用之书也。”又曰：“君著此书辛苦，我读此书亦辛苦也。”嗟呼！辛苦著书，吾所乐也。有辛苦读之者，吾愿足矣。若其有用，则吾不及见矣。其在数十年后乎？其在数百年后乎？

吾认此书之著作为我学术界一大事，故不避繁重，详录此函。读之，则书之内容大概可识矣。吾以为今所当问者只有两点：一、兰甫所解荀勖笛制是否无误？二、朱子所传开元十二诗谱是否可信？兰甫又言：“即谓十二诗谱不出开元，而为宋人所依托，然自宋至今，亦不可谓不古。较之毛大可所称明代之唐谱，不可同年而语矣。”若诚无误也，可信也，则所谓古乐复出于今世者，真可拭目而待也。由兰甫之书以复活汉晋以来不绝如缕之古乐；由次仲之书以复活唐代融会中西之燕乐，此点兰甫绝对承认次仲书之价值，兰甫书亦有可以补其未备者。则二千年音流变，可以知其概以求隅反，乐天下快事宁有过此？夫今日音乐必当改造，识者类能言之矣，然改造从何处下手耶？最热心斯道者，亦不过取某国某名家之谱，随己之所嗜，拉杂输入一二云尔。改造音乐必须输进欧乐以为师资，吾侪固绝对承认。虽然，尤当统筹全局，先自立一基础，然后对于外来品为有计划的选择容纳。而所谓基础者，不能不求诸在我，非挟有排外之成见也。音乐为国民性之表现，而国民性各各不同，非可强此就彼。今试取某国音乐全部移植于我国，且勿论其宜不宜，而先当问其受不受。不受，则虽有良计划，费大苦心，终于失败而已，譬之撷邻圃之秾葩，缀我园之老干，纵极绚烂，越宿而萎矣。何也？无内发的生命，虽美非吾有也。今国中注意此问题者，盖极寥寥。然以吾所知一二先觉，其所见与所忧未尝不与吾同，盖亦尝旁皇求索，欲根据本国国民性为音乐树一新生命，因而发育之，容纳欧乐以自荣卫。然而现行俗乐堕落一至此甚，无可为凭借；欲觅历史上遗影，而不识何途之从，哀哉耗矣！次仲、兰甫之书，以门外汉如我者，于其价值如何，诚不敢置一辞，然吾颇信其能示吾侪以前途一线光明。若能得一国立音乐学校，资力稍充，设备稍完，聚若干有音乐学素养之人，分出一部分精力，循此两书所示之途径以努力试验，或从此遂可以知我国数千年之音乐为何物，而于其间发见出国民音乐生命未之卵焉，未可知也。呜呼！吾之愿望何日偿也？兰甫先生盖言：“其在数十年后乎？其在数百年后乎？”

次仲《燕乐考原》之中四卷，详列琵琶四弦每弦所衍生之各七调，胪举其调名，上自郊祀乐章，下至院本杂剧，网罗无遗，因此引起后人研究剧曲之兴味焉。

初，康熙末叶，王奕清撰《曲谱》十四卷，吕士雄撰《南词定律》十三卷。清儒研究曲本之书，盖莫先于此。乾隆七年，庄亲王奉敕编《律吕正义后编》，既卒业，更命周祥钰、徐兴华等分纂《九宫大成南北词谱》八十一卷，十一年刊行之，曲学于是大备。江郑堂《汉学师承记》称，凌次仲是年应某达官之招，在扬州校勘词曲谱，得修脯自给；次仲精于南北曲，能分别宫调，自此。疑次仲曾参与《九宫谱》事也，待续考。后此叶怀庭堂《纳书楹曲谱》，称极精审，度曲者宗之。有戴长庚著《律话》，吾未见其书，且未审为何时人。兰甫《声律通考》屡引其说，盖亦旁及曲律云。

以经生研究戏曲者，首推焦里堂，著有《剧说》六卷，虽属未经组织之笔记，然所收资料极丰富，可助治此学者之趣味，吾乡梁章冉廷柟著《曲话》五卷，不论音律，专论曲文，文学上有价值之书也。而陈兰甫亦有《唐宋歌词新谱》，则取唐宋词曲原谱已佚而调名与今本所用相符、字句亦合者，注以曲谱之意，拍而歌之。其自序有言：“物之相变，必有所因，虽不尽同，必不尽异。……诗失既求诸词，词失亦求诸曲，其事一也。……”读此可见此老雅人深致，惜其书已不传。

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静安当为不祧祖矣。而杨时百宗稷专言琴学，著《琴粹》《琴话》《琴谱》《琴学随笔》《琴余漫录》《琴镜》等书，凡二十四卷。琴学是否如徐新田所诋“不成其为乐”，吾不敢言。若琴学有相当价值，时百之书，亦当不朽矣。

[1]梁肃与白居易交好，是天台宗一员护法健将。李翱是韩愈朋友，著有《复性书》，拿佛理解释儒书。

[2]欲知四大案简单情节，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最好。

[3]潘稼堂（耒）《徐霞客游记序》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官道，……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支搜节讨。”又云：“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实中土人创辟之事。……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

[4]《天工开物》自序云：“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鬻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丁在君（文江）《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云：“三百年前言工业天产之书，如此其详且明者，世界之中，无与比伦。”

[5]当时治利、徐一派之学者，尚有周子愚、瞿式耜、虞淳熙、樊良枢、汪应熊、朱天经、杨廷筠、郑洪猷、冯应京、王汝淳、周炳谟、王家植、瞿汝夔、曹于汴、郑以伟、熊明遇、陈亮采、许香臣、熊士旂等人，皆尝为著译各书作序跋者。又莲池法师，亦与利玛窦往来，有书札见《辨学遗犊》中。可想见当时此派声气之广。

[6]《拣魔辨异录》这部书是雍正十一年御制。当时临济宗门下有一名僧曰法藏，著《五宗原》，其徒曰弘忍，著《五宗救》，皆对于当时禅学有所批评。雍正帝著此书专辟之。书首冠上谕，有云：“……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时熄灭？著将《藏》内所有藏、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法藏一支所有徒众，著直省督抚详细察明，尽削去支派。……果能于他方参学，得正知见，别嗣他宗，方许秉拂。……”这书有殿板存大内，外间向少见。民国四年，始由扬州藏经院刊行。平心而论，这书所驳藏、忍之说，也许驳得不错。但这种“以人王而兼教主”的态度，太咄咄逼人了。

[7]《大义觉迷录》这部书体裁甚奇，全部是亲自审问曾静的口供，冠以一篇极长的上谕当作序文。曾静号蒲潭，湖南人，吕晚村私淑弟子。尝上书岳钟琪，力言夷夏之防，数雍正帝九大罪，劝其革命，被拿到京，帝亲自审问他，和他反复辩驳。内中最要者是辨夷夏问题，其次辨封建制度，还有关于雍正帝本身逼母、弑兄、屠弟等种种罪恶之辩护。据这部书说，曾静完全折服了，还著有《归仁说》一篇，附刻在后头。雍正帝于是把曾静赦免，放归田里。虽然如此，却说曾静学说出于吕留良，把留良戮尸灭族。后来乾隆帝到底把曾静也杀了。这部书当时印刷许多，颁发各省府州县学宫，令秀才们当作圣经读。到乾隆朝，将颁出的书都收回，板也毁了，列在禁书书目中。

[8]明天启二年派人往澳门召罗如望、阳玛诺入京专制炮以御满洲。崇祯二年，毕方济上疏言改良枪炮，大蒙嘉赏。清康熙十三年，为讨吴三桂，命南怀仁等制神威炮三百二十门。怀仁著有《神威图说》一书进呈，康熙帝大悦，加怀仁工部侍郎衔。康熙三十五年，亲征葛尔丹，命怀仁、白进、安多等扈驾，专管炮术。这都是明末清初因铸造兵器而引用西士的故事。

[9]梨洲极自负他的《明夷待访录》。顾亭林亦极重之。亭林与梨洲书云：“读《待访录》，知百王之敝可以复振。”其折服可谓至矣。今本篇目如下：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凡二十篇。惟据全谢山跋云：“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不尽出。”然者书尚非足本，很可惜。此书乾隆间入禁书类。光绪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是向满洲上条陈，这是看错了。《待访录》成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殂，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他送万季野北行诗，戒其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岂有自己想向清廷讨生活之理？

[10]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訾议梨洲，谓其以陈（白沙）、王（阳明）与薛（敬轩）、胡（敬斋）平列，为不识道统。可谓偏陋已极。无论道统之说我们根本不能承认，试思明代学术，舍陈、王外更有何物？梨洲尊陈、王而不废薛、胡，还算公道，岂有专取薛、胡而弃陈、王之理！

[11]归元恭，明亡后屡次起义。晚年筑土室于丛冢间，与妻偕隐，自署门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

[12]《亭林余集》里头有一篇《王硕人行状》，读之便可知亭林受他母亲影响到怎么程度。

[13]相传山西票号由亭林创办。一切组织规则，皆其手定，后人率循之，遂成为二百余年金融中心。此事不见前贤所作传，未知确否。

[14]《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云：“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肇域志》自序云：“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中，凡阅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行；旁行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