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担忧国家的人，总是你看我、我看你，悲哀地呼喊说：“唉！中国人没有政治思想！”确实是这么回事，我们中国人没有政治思想。但即使这样，我认为，今后的中国，最大的忧患不在于没有思想，而在于没有能力。在任何方面都是这样，尤其是政治方面。简单点的思想，听别人嘴上讲讲就可以掌握了；复杂点的思想，通过一番刻苦钻研也可以弄明白。（我们）通过听别人讲述来学习思想，不出几个月就能看到效果；通过钻研书本来学习思想，不出几年也可以见到些成效。所以要让一个没有思想的人转变为一个有思想的人，这件事情还比较容易；但是要让一个没能力的人转变成为有能力的人，这事就真的很难。

十年前朝鲜的东学党跟三十年前日本的尊攘家，（他们）在思想主张方面有明显的高低区别吗？那么为什么日本能改革而朝鲜不能改革呢？原因是朝鲜人的能力比不上日本人。十九世纪初，南美各个国家追求独立的时候，跟十八世纪末的北美各个国家寻求独立的时候在思想主张方面有明显的区别吗？那么为什么北美各个国家可以秩序发达，而南美不能呢？这是因为南美各国人的能力比不上北美人。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大革命跟查理一世时代英国的革命（在思想主张方面）有明显的高低区别吗？那么为什么英国人可以得到一个完全立宪政体，而法国人却不能得到呢？这是因为法国人的能力比不上英国人。如果说光靠思想就可以自立的话，那么古代波斯人的思想能力不比阿拉伯人差多少；中世纪罗马人的思想能力也不比峨特狄人即印度人差多少；根据心理学家的论述，即使是印度人，他们的思想能力也完全可以跟英国人相媲美，甚至说不定可以超过英国人。那么为什么出现前一个的国家繁荣强大，后面一个的国家却衰弱灭亡的局面呢？如果说光靠思想就可以自立，那么在欧美的大学中，黑人和其他人一样受同等教育，获得博士、学士学位，成为法学、医学、理科、教育的专家，他们跟白人一样同样处于学术界，这样的人占很多。还有犹太人著书立说成为思想巨匠，也可以说屡见不鲜，那么为什么黑人建设国家遥遥无期，犹太人在亡国之后再也没能兴起呢？所以，思想不是完全能靠得住的，只有提升能力才能靠得住。

自黄帝以来，我们国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到现在为止也不能建成一个规范有序、合理发达的政府，其中的原因在哪里？用一句话来说，也是没有政治能力。有的人也许说：“我们中国人因为长期受到专制政府的统治，即使有了政治能力，也不能变发达。”事实正是如此。但即使这样，也有专制政府不能达到的时期、不能达到的地方、不能达到的事业。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中国人还是像老样子一样不能发挥政治能力，这才是最让人痛心的事情。什么是所谓的专制力达不到的时期呢？比如在朝代更替的时候，原本当权的中央政府失掉了权利，各个地方的英雄豪杰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击——比如秦朝末年、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唐朝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中央政府权力到达的地方仅仅限于京城周边，民间有稍微宣布独立自治的人，就能获得自由、自治的幸福，这并不是难事。但是各个时期总是抗拒完老虎后又迎来野狼，几千年来一直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中国人没有政治能力的第一个证明。那么什么是专制力达不到的地方呢？考察我们中国的历史，各省各地方，并不缺少脱离中央政府控制自成一个行政区域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就不用说了，在这之后，比如像秦末的南越、闽粤，汉末的蜀吴，唐末的吴越，福建、湖南、蜀唐一直到宋的西夏，都在中原动乱的时期，自己建成一个小朝廷。如果这些地方的人稍微具备一些自治能力，那么开创一种政体，使我们的中国历史增光添彩也不是难事。然而，这些人和前面的如同一丘之貉，事情还是老样子。这只能说：“即使行政区域不一样，终究还是要被豪强胁迫，不能自治。”想那明末以来的几百年之中，我们中国人迁居到南洋群岛的人口不下百万，到如今，只就泰国一国来说，其中的华人已经有一百多万，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人也不少。像这些华人，中央政府把他们当成是外人，非但专制不到他们，也不屑专制他们。那么为什么这些华人仍然束手束脚形同牛马呢？更为严重的，比如荷兰属、法属的侨民，像牲畜一样受尽煎熬，生活苦得连猪羊都不如。再比如，海峡殖民地的各个岛屿，大都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建造的，我们与天气战、与野兽战、与土蛮战，备尝艰辛、开垦拓荒而得来，然而最后这些土地却不能由我们自己建设、自己管理，一定要由西方殖民者来镇压治理，这又是什么原因？以前的事就不必说了，看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睡的床已经是别人的了，屋子里到处都是外人，我们中国人不能组织政治团体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一事实还用得着再说吗？再比如在今天的美洲、澳洲等地，我们中国人散居的人数也不低于数十万，这些地方的人讲法律，讲自由，讲平等，而我们的侨民也跟当地人一样受到法律约束，享有集会、言论的自由，那为什么不到四千的英国人能在上海形成一个近乎小政府的组织，而超过三万的华人在旧金山竟然年年自己人打自己人，不能组织成一个稍微有力的团体呢？这是我们中国人没有政治能力的第二个证明。什么是所谓专制力达不到的事业呢？所谓政治组织，并不是政治的专有名词，在欧美国家，不管是一个市、一个区、一个村、一个公司还是一个学校，只要是一切公私的聚集地，都相当于政府缩影，所以想检验一个国家国民政治能力的强弱，都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历史学家大都认为自由政体起源于中世纪的意大利（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市），而这些地方，一开始都是经济上的聚合地，而后才变成政治的中心。中国专制的毒虽然剧烈，但由于中央行政机关不完备，它能直接干涉民间事业的情形也很少，如果国民在商务上想结成团体，政府肯定禁止不了。然而几千年来，为什么连一个像西方人成立的那种有限公司或者商业协会也没成立得起来呢？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例了。再如教育事业，近几年来朝廷屡下明诏奖励办学。即便专制力想插手任何事业，也决不会插手教育事业，然而试看庚辛以来一直到今天，各省教育事业发展到了什么样子呢？即使有点成效，私立学校的成绩也比不上官立学校。我们国民还有什么颜面责备政府？这是我们中国人没有政治能力的第三个证明。

所以我认为：今后的中国，最大的忧患不在于没有思想，而在于没有能力。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既然这样，就等于说，人类天生具备政治能力。那中国人却从有政治能力变成没有政治能力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隐伏起来了无力发展，二是刚发展起来立刻就被摧折了。现在就我们中国人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尝试分述如下：第一，是由于专制政体。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专制政体是摧毁政治能力的直接武器。进化学者谈论生物进化的普遍法则，认为动物身上不管哪种官能，只要长期被废弃不运用，那么这种本能就会逐渐消失。比如在意大利有一种生活在洞中的生物叫盲鱼，它过去本来是有眼睛的，因为长期生活在黑暗的环境中，眼睛用不上，所以就进化成今天的样子了；又比如脊椎动物，本来是有腮的（人类也有），因为空气清新，腮用不上，所以就进化成今天的样子了。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经过百数十代的遗传和环境适应，一部分的本能发达起来，而其他的本能就退化甚至消失了。这样的例子不单适用于生理的进化，也适用于心理的进化。专制国家的人民没有运用政治能力的地方，就算有了施展政治能力的人，也会受到统治者的打压蹂躏，最终成为失败的那一类人，而不再有机会将这种政治能力传给下一代。所以，有政治能力刚刚开始显山露水的，始终冒不出头，冒出了头的也没地方施展。这样，政治本能被埋没了起来，时间长了，就成了第二天性。就算有朝一日让大家随便施展政治本能，而本能的恢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效的。就好比妇女缠足，缠了二三十年，即使有一天放开，也不能恢复成原先自然的样子，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今天有人主张说既然中国人不具备立宪资格，就应当发动革命，形成新的政体，这就相当于把缠足妇人聚集到一起，放开她们的脚，然后立刻赶她们奔跑，说是可以锻炼脚。）因为这个缘故，即使是在专制力达不到的时期、达不到的地方、达不到的事情，人民仍然像一盘散沙不能进行自我治理。有人说：“西欧各国人民以前在专制枷锁的重压之下和我们一样，那么为什么他们的政治能力所受到的摧残不像我们这么厉害？”我的答案是：“我们和他们受到的专制相同，但所受专制的性质不同。他们专制主体是封建专制、贵族专制，而我们的专制主体跟他们相反。”（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我写的拙作《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论》各篇。）简单点说，他们受的是少数专制，而我们受的是一人专制。少数专制，就是少数人享有自由而多数人不享有自由。由少数人享有自由逐渐过渡到多数人享有自由，跟全体人民都没有自由而想立马全都享有自由，这中间的难易程度当然不一样。所以西方的专制，往往能促进人民政治能力的发展（考察下英国大宪章和匈牙利金牛宪法的推出原因，就可以证明这种说法并不荒谬。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都是这样），而中国的专制，纯粹是戕害人民政治能力的民贼。（这个观点的理论很复杂，其他时候再进行详细论述。）

第二是由于家族制度。欧美各国统治的客体是以个人为单位；中国统治的客体则是以家族为单位。所以欧美的人民直接受国家统治，中国的人民间接受国家统治。先前的圣人们说：“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又说：“把每一个家庭管理好了，国家就太平了。”的确，在这样的社会中，除了家族外也没有什么能够组成团体。仔细考察中国过去的种种制度，没有一个不以家族制作为精神。在教育方面，主张对于父亲和兄长的教育必须严格，这样对于子女和弟兄的教育就省劲多了。凡是学校，也都主张赡养国家元老和年老的人民，把这件事当作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所以称之为“家族制教育”。在赋税方面，上古时代实行井田制度，九个家庭形成一个井，这些家庭依靠井相互通达联系、形成、消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全都将家族看作是纲领，这就不用说了。就算是在封建制度废除以后，比如汉代有一户纳赋税（来作为郡国的行政费用），唐代有调（租、庸、调三者，租课田，庸课人，调就是课户。唐代制定的户籍制度最为详尽，根据资产多少分成九个等级，每一户有丁、中、老、小、黄等名号），还有两税（两税不根据人丁确定户的等级，而是人数服从户数），明代以后，虽然施行一种法则，但是依然有收户、解户、马户、灶户、陵户、园户、海户等等名称。所以西方国家只计算人口数，但是我们国家则是户数和人口数量一起算（可以参照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统计的文章）。所以，户，的确是中国团体构成的首要因素。我们观察中国统计时候的细小事情以及制定法律的根本法则，就可以得到这个观点（掌管财政赋税和民事的机构称为户部，也是根据家族思想），所以中国的财政可以称作是以家族制为基础的财政。在刑法方面，一个人有了罪往往会牵扯到一个家庭，甚至是整个家族。这种风气直到清朝雍正、乾隆年间还是没能改变，所以我们的法律可以说是按照家族制定的。再看兵役方面，在封建时代，丘乘和井田相辅相成没有分别。从战国时代到唐代，经常使用三丁抽一的制度，宋朝的时候开始施行保甲制度，每十家算作两丁，这都可以说是根据家族制度制定的军政。其他的所有制度，大致也是这样。如果一种一种细细纠察，那么它们立法的根据，都有家族制的痕迹。（在此不能一一罗列出来，其他时间我会写作专著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概括一下前面的内容，除了以家族让人们相互维系关系之外，有司没有能够进行治理的单位。甚至各个地方的自治制度，像是甲首、保正和里长、社长这些，没有一个不是由家族中有地位的长者担任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自治团体就不能成立。所以我常说中国人具备家族成员的资格，却不具备市民资格（可以参照我的拙作《新大陆游记》186页），所以说，大概西方国家所说的“市民”（citizen）一词，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没产生过。市民与族民的不同表现在哪里？市民的管理者崇尚贤良和能力，他的任职也是通过市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族民的管理者注重年龄地位，根据年纪，他的资格也会越来越大。通过投票选举产生管理者，那么就会形成一种竞争的模式，选中的人也必然会处于担负责任的地位；通过年龄增长渐渐有了资格，成了管理者则截然相反。所以西方的自治制度，是政治能力的辅助力量；中国的自治制度，是政治能力的退化原因。因此在中国的一个乡、一个家族，或许还能产生团体，一到城市，人和人之间想要产生有机体，那是不可能的。

第三，是由于生计问题。孟子说：“人民崇尚道，有了固定资产才会有恒定的心态，没有固定的资产就不会产生恒定的心态。”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地理学家说：“一个完备政治团体的产生，一定得在温带国家。”大概因为热带国家上天的恩惠太多，自然条件太好，人民生活太安逸，所以无所事事，懒散成性，以至于经济不发达；寒带国家自然条件太恶劣，所以人民生活瘠苦，以至于经济不发达。生活都成问题而要想人们在政治上有大发展，没有这样的道理。因为人之所以进步，都起源于心中有欲望而想方设法去实现。欲望的种类非常多，对应于社会程度的高下，欲望也区分出主次先后，人们必然先努力于实现最急切的欲望；最急切的欲望实现了，再努力于实现次急切的欲望；次急切的欲望实现了，再努力于实现又次急切的欲望。比如吃饭、穿、居住，是人们最先要解决的问题，这些东西没有了，那么人们一天也活不下去。再高级一点，就开始希求生命财产安全间接得到保护，这就开始关注政治；再高级一些，就开始追求身心舒适、精神愉悦了，那么开始研究奢侈用品、学问、道德操行。（凡是讨论生计的学术书籍，第一章一定会讨论欲望，称欲望是最根本的观点。各个做学问的讨论欲望一定会将它们分成必要欲望、次要欲望，等等。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贫困国家的人民，把粗茶淡饭、茅屋破房子当成最必要的欲望；富强国家的人民，把追求饮食卫生、道路整洁、屋子华美当成最必要的欲望；野蛮国家的国民，把求得一个骁勇善战的首领来抵御猛兽和外敌侵袭作为最必要的欲望；文明国家的国民，把追求一个完备的政府、拥有稳定的权力来寻求公私的进步当成是必要的欲望。如此看来，欲望来自于对于必要的东西的追求，必要的事物越多，欲望的种类就越多，文明程度就越高，这就是民族进化还是退化不同的原因。）假使人民最紧迫的东西，整天忙碌一年到头都得不到，还指望人民有充足的时间去追求次要的东西、更为次要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政治、道德、学术……一切的进步，都跟经济的进步成比例。我们中国几千年经济的历史怎么样？我们中国经济的现状又怎么样？考虑到这些，那么人民政治能力缺乏的根本原因可想而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连死亡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人民除了最小的小我之外，没有时间顾及大我，除了最狭义的现在之外，没有时间思考未来，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喜欢发难的人会说：“汉代文景年间，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清代的康熙乾隆年间，都号称是衣食富足。如果说生计和政治真的关系密切，成正比，那么那时的政治能力也应该十分发达，但是事实却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的回应是：“这是遗传因素造成的。他们从祖宗开始，经过了成百上千代，早就已经湮没了政治本能，现在想让他们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恢复过来，怎么可能呢？更何况还有成百上千的因素可以阻挠人们施展政治能力；而且所谓人人富足，也不过是历史上一个美谈，当时真实的情况未必如此。”总之，我们中国几千年社会的精力，全消磨在如何解决最为急迫的生计问题上了，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都做不到，还想进一步实现间接、高级的欲望，还要有方法让他们自己实现，怎么可能办到呢？怎么可能办得到呢？

第四，是由于灾病频繁。有机体的发展一定要按照正常的顺序，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中途也不能受到其他种种意外的摧折，只有这样一直继续下去，才能最终发展成熟。我有一个弟弟，聪明早慧，智力超过一般的小孩。但在他八岁那一年，得了一场怪病。因为住在乡下，被庸医给误诊了，此后就长期受到病魔的折磨，智力也渐渐消失了。现在想办法补救，也没有用了。我想到他的这一遭遇，忽然感觉我们中国政治能力的丧失，也跟他的情况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受专制统治的打压，受家族制度的束缚，受经济窘迫的奴役，政治本能已经被残掉十分之六七，不过仍然有机会暗暗生长，不排除有朝一日开花结果，架不住过个几十年，就来一次丧乱，把此前暗暗积累的根底也一扫而光。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说过：“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也知道中国古代曾经遭遇过洪水自然灾害，这场大灾害把黄帝时期传承的文明摧残掉了一半，秦汉以来的几千年之中，我们遭受洪水灾害的次数不少于十几次。唐代人的诗词中说：“经乱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因供寨木无桑柘，为著乡兵绝子孙。”又说：“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像这样的只言片语，也不能写出惨状的亿万分之一！但是文明和丧乱都一起消失的局面可以大概看得出来了。今天对我们国民的表现心生不满的人，动不动就批评国民生性卑鄙，委曲求全，心思狡猾奸诈，欲望低下，团体涣散，但是否想过总是灾病频繁、疾病缠身的中国人，不卑屈不狡诈，能保全性命吗？“我能保证自己的安危就不错了，哪还有工夫为后代着想？”这种思想已经深入每个人的大脑，又怎么可能去爱护自己的同类、为将来做计划呢？西方历史家说法兰西在大革命时代，全国生下来的婴儿大多出现癫痫症状。可见社会现象能经由人们的心理遗传给下一代，影响就是这么可怕。我们中国灾病暴发时候，只有卑屈、狡诈、避乱逃命的人，才能躲过生物进化的正常淘汰规律，得以苟活下来传宗接代。前一代国民死绝了，后一代国民在娘胎里就已经饱受恐怖、忧郁的“教育”，再加上小时候在家里以及长大后在社会上，经常看到、经常听到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怎样保身免祸，怎样迎合权贵，怎样委曲求全，怎样不择手段，等等。因此，就算天下太平以后，朝廷号召，民间表彰，竭尽全力向人们灌输礼、义、廉、耻的观念，但让大家“恢复”成为正常人，恢复与生俱来的政治本能，恐怕也得再经过一两代以后才见效。更不用说过不了一两代，就会有称霸的人出现，继续施行高压政策，继续为免除他自身的威胁而弱化国民。这样，政治能力的恢复就永远不可能成功。接下来丧乱就又会再度降临。每爆发一次灾病，毒害的遗传就加深一层，像这样，国民的政治能力还不被荡涤干净吗？！唉！这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造成这种局面的时间长了去了！

既然我把思想和能力相比较，得出结论说，能力跟思想不相符合，是中国前途最值得担忧的事，那么今天谈救国，就没有比培养国民能力更急迫的事了。即使这样，国民是培养的客体，还需要有培养的主体。不这样的话，只是随便说“要养成能力”也没什么理由。主体在哪里？不在强有力的当道统治者，不在大多数的小民，而在已经具有思想的中等社会。这是全国的共识，不需要多做解释了。国民之所以没能力，就是因为中等社会没有能力。所以我这篇文章研究的范围，不谈我们应当从哪种途径开始能够推送能力给他人，而谈我们应当从哪种途径开始能够积蓄能力给自己。这倒不是钟爱能力想自己先得到，实际的动机是：只要我们有能力，那么国民也会有能力；只要国民有能力，那么国家也会有能力。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要养成政治能力，必定先从我们开始。请允许我陈述几条观点，请大家互相监督鞭策。

一是分工合作，不能混淆。文明程度的高低和分工的精细粗略成比例，这是经济学原理，而社会上的一切现象，全都不外乎这个道理。西方人常说：“成功的要素有三个：一是靠天才，二是靠机缘，三是靠锻炼。”天才不可能事事都比别人做得好，有他擅长的也有他不擅长的；运气不可能事事都应验，有巧合的也有不巧合的；锻炼不可能事事都体验一遍，有拿手的也有不拿手的。所以善于做事的人选择事业的时候，必然考虑与自己个性相近，考虑与自己地位相符合，然后选定一项，坚持做下去，这样才有把握成功。今天的中国，那些对国事不上心的人，就不必说了，而像那些关心国事的人，看到国内局势这样危急，应当做的事情这样繁多，同时志同道合的人又这样稀少，于是便抱定雄心、不畏艰难，打算把一切应该办的事情都揽在他们这有限的人身上。试看最近几年以来，提倡政治改革的人，不就是提倡教育改革的人吗？提倡教育改革的人，不就是提倡实业改革的人吗？提倡实业改革的人，不就是提倡社会改革的人吗？拿实业来说，争夺路权的是这些人，争夺矿权的也是这些人，提倡其他工商业的也是这些人。拿教育来说，组织学校的是这些人，编教科书的是这些人，教授知识的也是这些人。拿政治来说，号召革命的是这些人，号召暗杀的是这些人，号召地方自治的也是这些人。其他各个领域，大都是这种情况。上面提到这些事，说某件事应当办，而其他的事可以不办吗？不可以。说某件事应当非常急迫，而其他的事可以慢慢办吗？不可以。于是志士热心到了极点，恨不得把一百件事一会儿就办完办好，恨不得把一百件事都揽在自己身上。他们的处境值得同情，他们的志气值得尊敬。即使这样，说他们的能力因为这样做获得了提高，我却不敢认同。像他们的做法，说好听的是“总揽大纲”“纤悉周备”，但说实在的，只是浅尝辄止、贪图虚名罢了。孟子说：“人有不为也，然后可以有为。”所谓“不为”，不是说事情不应当做。应当做的事情千千万万，那么做这些事情的人也应当千千万万，凭一个人的能力想完成千千万万人才能完成的事情，我没有见过有能做好的人。有志之士所要做的事情，不管事情是大还是小，是整体还是局部，关键一点是，正好跟政府所持的主义相对。因为政府反对，那么志士不能不诉诸民众以求获得同情，把民众引为后援，然而民众又大都是在志士成功时相互欢庆，很难在困难的时候开始做事情，这是人性的本能，不足为怪。所以对于志士而言，不以成败论英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有志之士在刚开始做事情的时候，与其追求心安原谅失败，不如因势利导追求成功。古人说：“带乡兵的人，只可成功不可失败。”现在的人做事，也和这个道理相似。虽然事情不大，如果能够产生一两点明显的效应，那么就可以在社会上产生信用，如果在其他时候再委托他们做事情，阻力就消失了一半，别的人委托他们做事情，阻力也就减少了一半。像这样相互递进，就会形成同情的人越来越多、能力越来越强的局面。（就像近些天来粤汉铁路案件的发起者，他们在民间的势力很薄弱，仅仅只有几个人，但是逐渐可以牵动起全国的力量，这就是国民号召政府和外族人争夺权利的先行者的表现。如果这件事能善始善终坚持下去，那么政府就会知道人民的力量不容小觑。再有其他的事情时就会把人民当作是后援力量，而我们的人民也就因此深信他们的力量可以撼动政府、可以抵御外敌了。在这之后再有其他类似的事情产生，人民群众的能力逐渐产生，如果这件事情失败了，国民一起见证了争夺了这么多年结果仅仅是这个样子，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只是会气馁，也不会有其他的想法。）所以带乡兵的人，能小规模不大规模，攻取脆弱的地方不攻取坚固的地方。现在我们想用脆弱的人民力量，刚刚萌生的人民气势，和有几千年威严的政府宣战，除了上述的方式，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果真能这样，那么志气就不会涣散，大家会拧成一股绳。不做一件事情也就罢了，如果做起来，一定会有若干人积极响应，聚集聪明才智力量专门做这一件事。即使再有其他的事情出现，比这件事情还要重大，宁愿不去做、不要过问。为什么呢？除此之外，一件事情也做不成。曾文正治理军队，安营扎寨，步步为营、节节进取。日本军在旅顺围攻俄国军队，用全部的力量攻占一个堡垒，才继续攻打其他堡垒。现在，我们最大的忧患在于哪一个堡垒都想撼动，想要把一百个堡垒同时拿下，到最后却一个都攻占不了，所以我们的能力也就难有一丝一毫的进步。现在的有志向、有抱负的人有两个通病。甲说：“事情太多，做不过来，有什么办法呢？”乙说：“我想做事情，但是没有事情能做得了，有什么办法呢？”这两种观点好像是相反的，但是他们的源头是相同的。人人都自称是华盛顿、拿破仑，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卢梭和孟德斯鸠，我现在做的事情，和我的地位很不相称，所以就说“办不了”。我现在做的事情和地位不相符合，其他事情又没有看得上眼的，就不再选取相应的事情办了，而是说：“没事情做。”随便说出一件事情，都能说个一两句，但是要让他详细说，就说不出来了。没有细致地深究，就说“没事干”或“干不了”。在一个国家中，不可能都是华盛顿、拿破仑，卢梭、孟德斯鸠更不必说了。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人人都是华盛顿和拿破仑，人人都是卢梭和孟德斯鸠，那么还能称得上是一个国家吗？我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看一下日本的人物，像是西乡木户、大久保、伊藤大隈、福泽这些人，也只是在他们的社会才被看重，像前岛密，知道的人也仅仅限于邮政行业人士；知道涩泽荣一的人也就是银行、商业行业人士；知道井上胜的，也仅仅限于铁路行业；知道大浦兼武的，也仅限于警察；知道伊泽修二的，仅限于音乐界的人物；知道落合直文的，仅限于研究国文的人；知道石黑忠德的，仅限于赤十字社的人；知道市川团十郎的，仅限于演出剧目的人。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他们的功德仅仅在日本，在西方国家怎么样呢？现在我们国家有抱负的人，一旦不谈论政治问题，好像就称不上是爱国，不是进入军人社会，就称不上是为人，一旦没有称心如意，就说“没有得到社会的重用”，因此自己放松自己。像这样的人比比皆是，这是他们能力不能进步的另一原因。概括一下上面谈论的观点，立国的要素有很多，只要缺失一个方面国家就不会存在。这就像是人的身体一样，分子衰弱那么全体就会衰弱，分子强整个身体就会强，器官四肢脏器血脉各自都得到养护，各自发达，那么才会有健全、卫生的身体。现在中国人的体格，就像是刚刚抟起来的砖土一样，在其中发挥最重要的能力的人，不能在其位谋其政，不能帮助全体一起进步，那么怎么能使整体得到进步呢？

第二个方面是相互帮助。相互帮助有积极的相互帮助和消极的相互帮助。积极的相互帮助相互扶持，消极的相互帮助把不相阻碍当成界限。明白了这个意思，那么即使全天下的人都是自己的朋友都可以。唉！可惜我们中国人的天性是相互排挤、相互拆台。过去，在明代晚期，那些所谓的士人君子，只顾彼此斗意气、相互争斗，不从国家大局出发，彼此没争出个胜负，敌人渡河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读历史的人至今对这段历史都感到无比心痛。返回来再看今天的有志之士，又跟那时候的情形多么相像！别的不说，就拿政治问题来说，所谓立宪、革命两种主张之间的交锋，我始终不知道彼此的感情是从哪里产生的。那些打着立宪或革命的幌子牟取私利的人不必去说他们，即使是完全因为血性，一门心思相信自己的主张能救国的人，彼此之间产生的敌意，也是一天比一天加深。推测他们互生敌意的原因，大概有两个：第一是认为对方的主张如果成功，那么我们这一方的主张就归于失败；第二是认为任由对方宣传发展他们的主张，那么谎言重复一万遍也成了真理，而我方的真理就被牺牲掉了。我以为第一种说法说的是事实。中国将来如果亡国了也就罢了，只要不亡国，那么两种主张必然是只实行其中一种，而另一种则会被放弃——这就是所谓归于消灭。即使这样，如果因为这个双方便互生敌意，那么试问任何一方，你们的目的是保存中国呢，还是只想着保存自己的主张？如果目的是保存自己的主张，那么一旦自己的主张不适合国情而没能挽救国家免于颠覆灭亡，试问：国家都亡了，你们的主张还能保存下来吗？如果目的是保存我们中国，那么中国实行哪种主张才能获得新生，现在仍然属于未知数，我们一方坚信自己的主张可以救国，那么就埋头努力，坚持到底，不要舍己从人；对方坚信他们的主张可以救国，那就由他们埋头努力，坚持到底，又何必非得要求他们放弃主张“归顺”于我？至于机会成熟时，得出了哪种主张适合中国的结论，那么双方必有一方退出历史舞台，但反过来说，双方也必有一方登上历史舞台。只要有一方登上历史舞台，那么我们中国就由此而获得新生。国家获得新生，那么我方的主张虽然归于消灭，但保存国家的目的不是已经达到了吗？为什么两者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是双方互生敌意呢？第二种说法是如果我们一方的主张的确不适合国情而被淘汰掉了，那我方也没什么遗憾，然而我方坚信自己的主张最适合国情，没有任何一种主张能够与其相提并论，而我们极力坚守的主张之所以没能普及，是因为有杂七杂八的主张误导舆论，淆乱视听。我方爱国心切，我方救国心切，所以我方也爱我方的救国主张心切，凡是不利于我方主张被民众接受的言论，凡是跟我方主张步调不一致甚至唱对台戏的其他主张，我方出于自我防卫的目的，当然要加以敌视。这种说法乍一听不无道理，但是，这种说法不正确。世界上固然有相反相成的现象，像君主专制与共和革命，处于两个极端，而这两个方面都相互发生在最极端的时候。可以说，是专制者的种种积威，种种阴谋，为革命创造了爆发的条件，这在西方历史上司空见惯。但立宪和革命并不是处于两个极端。（立宪、革命并不是相对立的，立宪虽保留了君主，但相对于君主专制而言，也不能不说是革命；革命虽然结束了君主统治，但结局也不过是建立宪政。所以把两种主张作为相互对立的方面，在逻辑上也说不通。把这两者认为相同，是将他们当成普通称呼。）立宪和革命两种主张在性质上不是截然相反的，但在效果上却是相互促进的。我真心要革命，那么应当想一想英国1646年靠什么革命，不是靠伦敦的国会军吗？美国1775年靠什么革命，不是靠费城的十三州同盟会吗？法国1791年靠什么革命，不是靠巴黎的国民议会吗？假使立宪能够满足国民的愿望，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们的革命主张，完全可以抛掉了！（有些坚持极端排满主义的人认定，如果保留今天的满人皇室，即使宪政完备得跟英国、日本一样，也因为民族的厌恶感情不认同它；宁愿没有秩序的汉族朝廷灭亡，不让有能力的满族朝廷存在，这自然是意气话，真正爱国、真正提倡革命的人必然不能认同。）假使立宪没有满足国民的愿望，那么经过这样的“立宪”，民间赞成革命的人，就像传染病一样，弥漫开来不可控制，一定是这个样子了。为什么呢？人人都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就像是在昏暗的房间中，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太阳，所以认为世上除了黑暗的东西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所以更加心安理得了。旁边的人告诉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即使说得口舌生疮也不能让他产生羡慕的心情。一旦凿透墙壁，凿出窗户，隔几天之后引导他到外面的世界中去，那么明亮的光线在他脑海中渐渐生根，如果这个时候再把他囚禁在黑暗的屋子里，那么他怎么能受得了呢？所以说，朝廷的一张伪改革的诏书，比起民党数万字的著述和几百次的演说，效力往往更高。其他的就不用说了，现在持有最极端的革命论的人，扪心自问：“我几年前的思想怎么样呢？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在辛丑之后那一系列的改变科举、开办学堂、奖励游学等等伪改革的事业，他们对我的间接帮助难道微不足道吗？”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得出，立宪主义前进一步，那么革命主义也会前进一步。我要是真信革命理论可以救国，那么理当日夜祷告，希望立宪论快快发扬光大，好作为革命的辅助力量，哪还有对它加以敌视的理由呢！如果我真心要立宪，那么应当想想，日本的宪法不是在革命论非常兴盛的时候得到确立的吗？意大利的宪法不是在革命论非常兴盛的时候得以确立的吗？其他各个有宪法的国家，有一个不是在革命前或革命后确立宪法的吗？宪法，是上下交让的结果。交让必先通过交争，好比两个交战国，它们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实现和平，但是没有不经过战争就能实现和平的好事，不经过战争得到的和平，只是屈服罢了。战后实现和平，双方从和约上所得到的利益，又必然根据各自战斗力的强弱进行分配。宪法就像是和约，民间要求政府满足自己的愿望，必须具备能够使政府屈服的战斗力。战斗力达到了能使人屈服的水平，那么战或不战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今天，文明国家不担心战争，但都积极发展军备。革命就相当于军备，而动不动就革命，就好比随意发动战争，随意发动战争不是个办法。出于主张立宪而仇视革命，就好比裁兵，裁兵也不是个办法。想没想过几年来政府屡屡推出伪改革措施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惧怕民众闹事而姑且推出一两项措施来减缓紧张局势吗？可惜啊！人民的战斗力还不足以让政府产生敬畏之情，如果能够的话，那么几十年前俄国人被迫归还辽东地区，那么我们不作战就可以使日本屈服了。按照这个道理推论，我们知道，如果革命主义进步，那么立宪主义就会进步。如果我真信立宪论可以救国，那么理当日夜祷告，请求革命论快快发达，好作为立宪的辅助力量，对它加以敌视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说上面这些话，并不是想让主张立宪的人放弃自己的主张转而去革命，或是想让主张革命的人放弃自己的主张转而去立宪，更不是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做老好人。我看到天地很宽广，前途很光明，的确是有能够容许这两种主义并行不悖的余地，这两种主义可以各自发布自己的研究，各自预备自己想实行的工作，可以不相互瞧不起，也可以不相互学习，为什么一定要相互冷嘲热讽来满足呢？为什么要互相使阴谋诡计来求取胜利呢？文明的国家各自有政党，这些政党各自持有不同的主张，双方都不肯让步，没有嫉妒其他政党和自己并立所以就期盼着能够消灭其他政党的。像这样政党之间斗争不断，寸步不让，但是一旦有敌国外患的时候，就相互帮助，政党之间的界限全都置之度外了，这是为什么呢？内部斗争的人对外的力量一定是不强的。如果没有大敌当前，那么就可以亲近自己的政党疏远排斥其他政党吗？如果有公共敌人，那么甲乙两个政党还是相互斗争，这对敌人是有利的，对于甲乙两个政党来说，有什么好处呢？现在的中国，应该联合全国上下的力量一致对外，如果做不到，也应该联合全国民众来对抗政府。立宪和革命这两方面遵守的手段虽然不一样，如果让他们反对现在的政府，那么它们就会统一起来了。如果政府能够拿出强大的力量，那么所谓的立宪和革命，都像是刚刚萌发的嫩芽，二者力量的强弱和公敌相比完全不一样。庄子不是说过吗？鱼在陆地上，相互吐出唾液润湿身体，相濡以沫，这样一点一点地相互共生，还互相担忧不能被湿润（湿润不均），何况互相摧残相互争斗？相互斗争很容易，但这样会让我们的敌人舒适高卧，躲在角落里偷笑。我的确见过这样的事情：几年来，民党能力之所以没有取得进步，有十分之一的原因是受到政府的压迫，而十分之九的原因是被不同的政党摧折。这才是真正让人万分悲恸的事情啊！一句话来概括——这也是没有懂得消极的相互帮助的重要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