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近代国人民族自觉的新概念与新符号

“中华民族”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它是20世纪初现代性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生成之后，特别是清王朝临近崩溃之际和最终覆亡之后，在中国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符号意义的民族观念凝结物。起初，“中华民族”一度被用来指称“汉族”，进入民国后，这一用法在一部分人那里也仍然有所延续。但与此同时或稍后，指称中国国内包括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之“中华民族”概念，也逐渐传播开来并日益强势，最终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特别是“九一八”之后，成为主导国内政治舆论的“中华民族”概念之流行用法。这后一种主导型、符号化的“中华民族”概念，明确强调中国境内各族人民作为国民或公民的平等身份，他们由历史延续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泛血缘联系的特殊性及其强化趋势，以及依托在新的现代共和国家形式上的民族共同体之整体性和统一性，包括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实现全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发展的共同命运。笔者将这一主导型“中华民族”概念所直接传导和涵括的族类认同意识，及其运用展开的民族一体化理念和信念等，称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1]。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主要由复合性中华民族和单一性中华民族这两种观念形态，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含混观念形态所构成——这些具体的观念形态间彼此缠绕，相互渗透和作用。就其生成和发展机制而言，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遇合与古今因素的交汇，体现着民族和国家的纠结与互动；就其主体的自我感知与认同来说，则又始终包含着情感和理智的冲突与融合，见证着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与调适。作为一种思想史现象和社会文化史现象，此一重要而复杂的观念，不能不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演变，思想论证和社会接受，凝聚着作为现代国民的中国人之整体认同的政治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走向，它不仅强烈影响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还将继续影响其未来的发展。考察该观念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萌生，内涵的演变以及它广泛传播开来的符号化过程，揭示和分析其社会认同的历史情形、特点及其功能，也即探讨清末民国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观念变迁史之核心部分，笔者以为，当属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2]

早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曾从民族学角度提出“从‘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认识论，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3]。这一具有创发性的著名论断，对我们认知清末民国时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演变及其社会认同的意涵，具有直接的启发性和反思价值。无疑地，此一“自觉”的实现，不仅包含着民族因素得以延续的意义，也内蕴着某种现代性的政治转换之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自觉”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重塑”、一种“再造”，因为现代“民族”一词所指代的，就是一个带有强烈政治意蕴的新概念。正是经由现代政治启蒙和国家意识所引发的现代民族自觉，古老的中国人，才最终得以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也可以说，从长期历史积淀而成的“自在”的中国人[4]到清末民国“自觉”的中华民族的演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当然，这里所谓传统和现代，又都包含着中国自身有别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特征。

那么清朝到民国，“自在”的中国人与“自觉”的中华民族之间，或者说人们通常所言的传统中华民族和现代中华民族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

笔者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除了两者的构成成分仍有历史演变之外，其成员一则为“臣民”或“藩民”，一则为“国民”或“公民”，也是根本的不同。即便是在清朝鼎盛的康乾盛世时期，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之主要民族构成成分和领土范围已基本奠定的阶段，也仍然存在着这种与现代“自觉体”民族之间的明显差别。那时，国人对于其彼此之间已然不同程度存在、并不断得到发展和加强的各种联系和一体性趋势，还缺乏自觉认识的各种条件（包括西方外来民族入侵的打击与强烈主权刺激，自身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以及逐渐发达的交通、通信和出版印刷等现代媒体条件）；对于共同的利益安危，在感情上还缺乏强烈体认的可能，更不用说具备内外“主权”等现代权利意识了。在交往上，也存在着语言沟通等方面的更多隔阂，等等。而在清末与民国时期，上述诸情形都基本得到了程度不同的改变，即便在语言沟通、现代媒体和通信条件上，也有了相当的改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期基于各民族间新的全方位“一体性”的强烈体认，还形成了一个共同拥有、广泛认同的大民族共同体的总符号或总名称——“中华民族”。

这样一个大民族共同体“自觉化”的过程，自然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内涵极其丰富复杂的现代民族认同运动。但如果只从思想观念史的角度来看，它则首先表现为一种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生成、演化和不断强化、深化的历史行程。就社会接受角度而言，这也就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从少数人的精英思想，到最终得到社会上广泛认同的过程。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漠视和否认的重要历史行程。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过程曾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界所忽略，也是民族学、人类学等其他领域学者重视不够、探索不足的领域和课题。[5]

关于现代“民族意识或观念”，民族学界的认识虽还存在一定分歧，但一般认为，它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实体的意识；（2）在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6]如果以此为依据，那么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也就主要由认同“中华民族”这个一体化的大民族共同体；关切其共同的安危荣辱，维护其权利尊严，以摆脱外来欺压，实现独立解放和现代发展两方面的内容构成。而其中，又显然以实现独立解放作为前提和基础。

这里，笔者想强调或补充的是，在“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实体的意识”中，不仅包括对于同一个民族符号或命名称谓的标举和认同，而且这一点在其中还理应居于十分特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它乃是现代民族自觉最为突出的标志之一。因此，作为华人现代族群认同的标举符号或核心称谓，“中华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出现？何时开始具有现在的主导型内涵？又何时成为人们口耳相邮、共知共鉴和共享共爱的常用名词和概念，其内涵的异同、互动融合及其背后的民族观依据又如何等问题，也就成为认知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对于上述问题，学界的各个学科均已有过程度不同、视角各异的研究，但对于“中华民族”概念及运用这一概念来直接表达认同观念之整个近代历史，其孕育、萌芽和形成，内涵的演化与变异，历史因缘以及民国时期国人的认同情形等，总体说来，长期缺乏既精细深入又全面系统的历史探讨，在笔者刚开始探索该问题之时，就更是如此。这些年，此种情况应当说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又出现了一些相关成果[7]，有的还相当出色，但仍然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学术空间。

本着朴实梳理、求真探索的精神，笔者拟对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观念问题，作一整体的历时性考察，并给予那些为这一观念的形成、传播、演化发挥过作用的人们及其相关“文本”，以一种历史的彰显和揭示。在我看来，对一种广泛流传的思想观念或思潮发展史真正富有历史感的研究，是应该同该思想或思潮的主要概念群，特别是其核心主题词、标志性符号的内涵演变、社会传播与认同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知，才能得以实现的，尤其是像“中华民族”这样具有政治符号意义，影响深远，并带有葛兆光先生所谓“一般思想史”特征的思想概念及以之为核心的一体认同观念，就更是如此。[8]笔者的探讨，因此也就特别重视围绕“中华民族”概念符号这一线索来展开，也重视对各个时期体现或影响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关键因素，如体制、政策、重要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的意义分析，相信这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的现代塑造和自我认同的历史进程。

在本书正式出版之前，还需要做出说明的是，笔者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断断续续已有16个年头。2001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本人宣读了《“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一文（后发表在《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受到海内外不少同道的鼓励，可以说正式“上道”。[9]2002年2月，笔者又在此基础上扩充完成了近5万字的《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的长文，发表于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创刊号上。该刊主编邓正来在“编者按语”中特别强调：此文“改变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中重‘自在的民族实体’而轻‘自觉的民族实体’的偏向，这一研究对于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和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评论当然过誉了，记得当年笔者一见之下，曾很觉不安，但不能不承认，此一鼓励无疑增添了自己继续深究该问题的动力。2003年年底至2004年年初，本人应邀参加程歗先生主持的一个关于20世纪思想文化研究的课题，在他的敦促下，围绕着原来的问题，笔者利用在美国访学的机会，继续挖掘资料，最终完成了题为《20世纪上叶“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一个观念史的考察》约10万字的文稿，并将其中的一部分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性质论》为题，发表在《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2期上。两年之后，笔者还与王峰合作发表了《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一文（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这应当是学界最早讨论这一问题的学术专论之一，从而大体构成了本书的雏形。另外，2006年《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一文收入郭双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读本》时，征得主编同意，本人又对该文内容有所增补。[10]

遗憾的是，2006年以后，由于其他课题和工作的牵扯，笔者无法继续深入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不得不整体上将其暂时放下。但搜集资料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有关的思考时断时续，且又发表了几篇相关论文。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过去了十年，这次在友人的一再鼓动和催促下，笔者终于集中精力，沿着最初的命题、思路和认知框架，发掘充实了新的思想资料，整体上修改和深化了以往的有关研究，并继续增补了对一些问题新的探讨，总算差强人意地完成了全书的写作任务。

不过，长期拖延结题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自己在不断吸收新知识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水平也会逐步有所提高。这些年，通过涉猎“新文化史”，笔者丰富和深化了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有关认同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自己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应将传统精英思想史同“新文化史”的某些长处结合起来，不仅要注意对上层精英重要思想文本进行解读，还应当重视呈现其有关思想观念通过各种政党意识形态、政治符号和文化媒介，以实现上下互动的那些历史面向。[11]具体到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及其接受史的研究来说，就是希望在较为清晰地揭示该一般思想观念演变过程的同时，还能够尽量多地去把握和反映其不同阶段的传播途径、社会化认同等方面的内容。实际上，笔者有关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社会化的研究本身，不过是以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为其骨骼，同时又借助了“新文化史”的某些做法，如概念史、话语符号的实例分析等形式，以力图丰满其论述血肉，彰显其思想呈现的语境并活其经络而已。

但愿这本书，对于人们具体深入地了解和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华民族”观念及其社会化过程，丰富和深化对于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民族主义、民族关系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思想观念的认知，能够有所助益。

[1] 此种主导型“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与那种只把汉族视为“中华民族”的非主导型中华民族观念可以区别开来。而笔者将主导型和非主导型两者都包括在内的那种观念形态，一般称为“‘中华民族’观念”。这里，称“观念”而不使用概念史方法中常用的“概念”，则是鉴于汉语中的“概念”一词内涵较为狭窄，似无法充分涵括运用主导型“中华民族”概念所直接传达的理念、信念与命运感知等认同性观念的广阔内容之故。

[2] 笔者甚至以为，对一个具有强烈复兴意识的民族来说，轻忽对其自身现代认同历史的深入研究，不啻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也终将被证明是真正缺乏远见的。

[3]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4] 虽然不少中国国内学者像费孝通先生那样强调“自在”的中华民族形成是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但究竟何时其得以最终形成，目前学界仍有分歧，其中至清朝鼎盛期即康乾盛世时期大体最后形成或根本奠定说，似较有说服力。

[5] 2001年笔者开始发表这方面的有关成果时，国内前期的专题研究，主要有陈连开先生的《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一文（1988年12月完成，收入其论文集《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徐迅的《民族主义》一书中的第六章“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刘正寅的《试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形成》（《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一文等。费孝通、史式、马戎等主编的有关著作的相关章节，也涉及这一问题。很长时间里，学术界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较多，对它最为典型的具体形态之一的“中华民族”独立与发展的现代观念，却较为忽略。这些年，国内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了新的相关成果问世，后文笔者将会提到。

[6] 参见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此种观点可以熊锡元先生为代表。

[7] 代表性的论著，如高翠莲的《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超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中山大学文明超2009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华民族建构中的政治斗争：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肖滨教授指导）；杨思机201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桑兵教授指导）；郑信哲、周竞红主编《民族主义思潮与国族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土家族学者郑大华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系列新论文，等等。特别是杨思机的学位论文从“少数民族”概念史的角度，较多地涉及该课题的内容，资料丰富、研究深入。此外，松本真澄、沈艾娣、费约翰、杜赞奇、雷博德等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值得关注。在本书中，笔者将会适度地参照和吸收这些成果，同时补充一些新发现的资料和论述，以使自己的研究内容能更趋系统、丰富和深化。

[8] 2003年时笔者曾强调：“同‘民族主义’的理论形态相比，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显然更具有‘一般思想史’意义。”参见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9] 此文后收入中国史学会编的《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和陈理、彭武麟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金冲及先生选编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也收录了此文。这是笔者近年来最爱关注的论文之一，或可见这一主题本身的重要性。

[10] 2010年，马戎教授将此文选入《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67期，2014年许纪霖教授将其选入《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就都是采用的这一增补本。

[11] 2007年，笔者谈到文化史研究方法时，曾强调：“即使从策略上讲，现在更为迫切地，或者说更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也应该是那些直接以上下层文化沟通为目标的研究实践。以我自己正在进行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认同’研究为例，它究竟是怎样由典型的精英观念转化为普通民众的社会文化意识的？这个问题就极其重要，而我至今仍没有能力很好地完成它。”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省思》，《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